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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国家新兴产业赶超的机遇识别与政策协同范文（12043字）

摘 要：长期的经济萧条可催生一系列的技术革新，而技术革新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又可培育与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发展逻辑，技术变革与新兴产业是一个不断协同和融合的过程，而这种协同与融合又会诱发新的技术与产业。通过分析可知，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演化的不同阶段面临的优势与劣势有所不同，而发展中国家的具有明显较强技术赶超能力的企业应选择在新兴产业演化的萌芽时期进入新兴产业，而发展中国家赶超能力相对较弱的企业则应选择在新兴产业演化的发展时期进入新兴产业。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不仅需尽可能地发挥“国家”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协调作用，而且要在操作层面尽可能地尊重每个经济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相互协调行为，不断促进技术-经济范式由零星、小规模的自发行动转向有组织、大规模的全面性活动，且尽可能地推动各个部门的行动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要求相一致。

关键词：技术赶超;新兴产业;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1-0080-08

引 言

新兴产业是一国及地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不仅对国民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转换具有促进与导向作用，而且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以及引导科技进步的能力。目前，较为明显的一个趋势是：以新兴产业为中心逐渐形成的产业群将陆续被看成是新一轮国际经济振兴与繁荣的战略支撑点。美国、德国、日本等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均试图从新兴产业领域找寻应对危机的战略突破口。同时，中国、印度、巴西等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为摆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也尝试把握新一轮技术范式变革的机遇，大力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包括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在内的新兴产业具有较高的风险性。按照贾品荣（2012）的研究，新兴产业的投资失败率为60%～80%。[1]因研发资金严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以及发达国家的封锁与打压等原因，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赶超领域面临异常大的技术创新风险与多重阻力[2]。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上只能永远跟着发达国家亦步亦趋。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能准确把握新兴产业发展的赶超时机，并以此为基础尽可能地利用后发优势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完全可以大幅度地降低赶超风险，进而实现重大技术的突破以及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赶超。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赶超的时机并不是越早越好，也非越晚越好，实际上，过早实施新兴产业赶超和过晚实施新兴产业赶超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若发展中国家赶超新兴产业的时机较早，虽能依靠原发性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累积大量的技术创新经验以及全面参与主导技术的设计和建立产业标准，但与此同时亦面临市场不稳定性、技术不确定性、成本高风险性等诸多威胁[3][4];若发展中国家进入新兴产业的时机较迟，虽可依靠模仿性技术创新大幅度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和降低赶超风险，尽可能促使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效率，但却面临较高的技术壁垒以及市场被先入者抢占和经济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巨大风险。因此，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选择适宜的新兴产业赶超时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异常重要。

关于新兴产业技术赶超时机选择的研究，已有文献将重点主要集中在分析企业进入新兴产业时机的影响因素方面，这主要分为两种思路：一是从研发能力角度探析企业的赶超时机，这种观点认为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资源比较丰富的企业一般倾向于较早进入市场，且以此来获取技术、产业、市场上的先发优势，而营销、模仿能力、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企业一般倾向于较晚进入市场，且以此为基础获得后发优势[5][6];二是从市场需求和竞争强度角度剖析企业的赶超时机，这种观点认为当新市场的需求增长比较快时或市场上资源竞争的程度较小时，企业一般偏爱于进入市场，而当新市场的需求增长较慢或市场上资源竞争程度较小时，企业一般较晚进入市场。[7]但是，已有研究并未以新兴产业的演化轨迹为基础，分析发展中国家企业赶超新兴产业的优劣势，并深层次剖析发展中国家实施新兴产业技术赶超的阶段性与差异性，以较准确地抓住新兴产业赶超的机会窗口和回避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尽可能地获取最大的后发优势。

一、新兴产业演化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目前，虽然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整体上仍处于放缓甚至低迷阶段。长期的经济萧条可催生一系列技术革新，而技术革新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又可培育新兴产业的发展。由于受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促进，产业革命便会在技术革命的“创造新毁灭”中逐渐向前推进。完全有理由相信，当前的全球经济低迷预示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全兴机会。尤其是随着经济增长的逐渐放缓，世界主要经济体均通过各种政策与措施不断加速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的调整与布局。虽然经济萧条可培育技术革新，而后者又能形成新兴产业。但技术变革与新兴产业的发展必须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所产生与技术变革相匹配的最优实施模式下方可获得顺利推进的机会。只有形成这种模式之后，新兴产业方可逐渐代替传统产业，进而陆续主导经济系统。

在技术革新期间，技术演化无论是在方向方面，还是在速度方面，都会按照一些相似的路径进行发展，且呈现出某种累积性。一般而言，技术革新的演化主要经历初期阶段、渐进阶段、成熟阶段。在初期阶段，并非任何技术均可促进技术变革，而是仅有激进创新方可诱发技术变革。在初始优化期，不是所有的技术创新均可推动技术变革，只有那些可诱发一系列新技术过程的激进创新才能引发技术变革，而这种激进式创新则主要形成于经济萧条或低迷时期，其主旨便是扭转市场萧条、衰退的局面，使之朝向良性方向发展。但是，激进式创新虽可促进新兴产业形成，但因市场对此还有长时间的适应期，其唯有经过“市场的筛选”之后，方可获得市场认可。经历初期发展之后，技术革新陆续进入渐进发展时期，此时技术逐渐进入持续、快速的成长阶段。相应的，新兴产业渐渐进入快速扩张时期。这不仅体现为新兴产业的产品质量不断获得完善以及生产成本逐渐下降，而且还表现在：技术增量创新与市场成长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明确技术革新与技术未来发展的改进方向，进而为形成新兴产业的主导技术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成熟阶段，技术创新陆续表现出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技术革新陆续丧失活力，收益与获利空间也在不断减少。此时，虽然新兴产业已经成功演变为主导产业，但行业市场陆续呈现出饱和状态，而产业发展也渐渐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状态。 当已有的技术-经济范式难以甚至无法跟上技术革新与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时，只有开拓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方可不断推动技术革新与新兴产业的发展，这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可分为初始期、构建期、常规期三个阶段。在初始期，传统产业发展的潜力日渐式微，盈利能力受到很大约束，但新兴产业仍需一定时间方可取得可观利润，并且仍有很多经济主体对已有的技术-经济范式抱有较高的期望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有技术-经济范式的发展潜力逐渐达到极限状态，呈现出潜力枯竭的征兆，这时已有的技术体系和行为准则正严重限制着企业的发展，此时经济主体陆续发现必须要对已有的技术-经济范式进行大幅度甚至全面革新，方能逐渐改变这种形式。尤其是当绝大多数经济主体都对此达成共识时，传统技术-经济范式便渐渐开始瓦解，新一轮的技术-经济范式便逐渐开始自发扩展与发展。伴随技术革新的陆续推进和新兴产业市场的逐渐扩张，技术革新不断推动着新兴产业的发展，而新兴产业的盈利能力也不断获得增强。但必须明确的是，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与已有技术-经济范式相关联的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尤其是社会制度与经济法规的路径依赖的特征非常明显，仅仅依靠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强化并不足以促进已有范式的全面转型。在此情况下，已有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制度框架与技术革新、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会陆续表现出严重的失衡状态。若无强有力的政策与措施，技术革新和新兴产业发展只有经过长时间、高昂的社会成本才能获得成功推荐。当然，若通过强有力的政策与措施，新技术-经济范式获得全面展开且快速到达临界规模，技术革新和新兴产业将会获得持续、快速的发展，尤其是伴随着新技术-经济范式在实践过程中陆续得到经济主体的认可与接受，其便会全盘接受和采用新的范式，且把其视为惯常的模式。此时，经济环境便陆续开始依靠这种新的范式，而这一轮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发展便开始陷入停滞状态，而相应的经济发展也开始逐渐陷入萧条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衰退的状态又会呈现出新一轮的技术-经济范式。技术-经济范式就是技术革新与新兴产业不断协同、交叉融合、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实现周期性的转换的。

二、发展中国家进入新兴产业的机遇识别

新兴产业演化表现出较强的动态性与阶段性，一般主要分为萌芽时期、发展时期、成熟时期三种类型。需结合后发优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演化的不同时期所遇到的优势与劣势进行剖析，从而准确把握进行新兴产业的时机。

新兴产业演化萌芽时期的优势与劣势。这是新兴产业演化的早期阶段，“机会窗口”第一次出现，而技术发展处于萌芽时期，新兴技术进步速度较慢，主导技术标准还处于萌芽与发展时期，总体上还没有形成。在此阶段，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具有滞后效应，且购买力不强，因而发展中国家针对新兴产业的有效需求和市场容量也比较狭小，即便发展中国家一些新兴产业的产品价格在初期较高，但绝非市场均衡价格，而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价无市”。当然，伴随新兴产业的演化发展，新兴技术逐渐趋于成熟，相应的，新兴产品也陆续会被消费者所接受，而新兴产业价格也会渐渐升高。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比较薄弱和技术赶超能力比较有限，因此此时进入新兴产业将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与一系列技术风险，难以甚至无法在短期内回收投资成本。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演化萌芽时期面临的优势主要表现为：在此阶段，决定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主导技术处于预研阶段，而相应的全球国际分工初现端倪。新科技革命几乎会将任何国家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也就是说，所有的国家均具有相似甚至同等的新科技革命的机会。因此，具备一定资金积累能力与研发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利用此机会弯道超车，尽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甚至在某些时候完全可以成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赶超。同时，发展中国家在此阶段若能集中本国优势资源对国内具备一定研发、渠道拓展、品牌构建能力的企业进行支持，完全可以促使其在局部技术领域获得重大突破，进而促进其掌控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治理权。这突出表现在各国优先发展的一些产业上，例如，印度优先发展软件电子信息产业、俄罗斯优先发展航空航天业等。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演化萌芽时期面临的劣势主要表现为：在此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常常呈现出“缺乏”状态，且学科领域有待健全、技术储备不足、基础研究薄弱、原始创新成果有待增加、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高，而资本市场也往往不完善，加之政府在制定利用财税引导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方面，并没有多少可以借鉴的成熟经验，这些显然会大幅度减少研发投入的热情，降低研发投资的动力与效率。另外，发展中国家虽然人力资源比较丰富，但一般缺乏准确预见技术发展趋势的高端人才和科技创新的领军人才以及具有国际眼光、紧跟世界技术发展潮流的现代化管理人才，这种高端人才的缺乏会严重限制新兴产业企业的技术赶超。

新兴产业演化发展时期的优势与劣势。这是新兴产业演化的中期阶段，此时新兴技术将陆续成熟，各种具有竞争性特征的技术收敛于某一类“主导技术”或“技术标准”，而新兴技术的进步速度也将会极大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技术的陆续完善，再加上企业对新兴产品的不断推广，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对新兴产品不断提高的购买欲望与购买力。在此阶段，无论是关键技术，还是技术范式，均已经逐渐建成，而新兴技术的市场需求也陆续打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完全可以在此阶段依靠引进学习与模仿创新等利用发达国家已有成果的方式逐渐进行新兴技术的二次创新，此时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新兴产业实施赶超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比较小。另外，发展中国家的干中学与技术经验的累积会陆续缩减企业在该阶段的研发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为大力发展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往往会依靠资金、技术等政策扶持的方式来对新兴产业的研发企业给予大力支持，故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此阶段进入新兴产业实施技术赶超的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成本相对会减少。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演化发展时期赶超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金集聚优势。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限制，新兴产业的投资成本表现出不断增加的状态，而发达国家的企业不得不将部分资本投向发展中国家，进而为后者的新兴产业赶超提供一定的资金积累。二是技术扩散效应。发展中国家在此阶段完全可以借助于后发优势和模仿性技术创新以较少的时间、较低的成本逐渐获得新兴产业的技术，在某些时段上实施技术蛙跳。三是本土市场需求空间增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容量较大，尤其是伴随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购买力的提高，不断增强的需求拉动效应可为发展中国家实施新兴产业的赶超创造众多机会。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演化发展时期赶超的劣势主要表现在：一是技术面临被封锁的困境。掌握主导技术的发达国家为保证在技术与市场上获得双重的垄断优势，将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赶超实施封锁与打压。二是商业化相关配套设施与市场需求滞后的影响。一般来讲，新兴产业的产生既要求在技术层面上获得突破，又要求市场需求的拉动与商业配套措施的支持。但是，发展中国家新兴技术的关键部件主要依赖国际市场，技术产业化的规模还有待拓展与完善，甚至还没有形成，产业配套程度比较低，这显然会严重限制新兴产业商业化的发展。三是投资潮涌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过度沉迷于新兴产业的高收益特征，常常忽略自身本土市场的需求量和外销市场的竞争趋势，将大量资金投入新兴产业，由此造成新兴产业的重复投资和恶性竞争。 新兴产业演化成熟时期的优势与劣势。这是新兴产业演化的后期阶段。在此阶段，技术轨道将呈现出陆续成熟的状态，而相应的新兴技术的进步速度陆续呈现出下降态势，而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边际收益递减特征，新兴技术陆续成熟，陆续丧失革新活力和收益空间，且市场逐渐进入饱和状态，产业发展也表现出比较显著的缓慢发展趋势。由于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性销售行为和对市场的积极抢占，以及发展中国家对新兴技术的持续性模仿创新，新兴产品的价格逐渐出现下降趋势。一方面，由于在新兴技术轨道陆续趋于成熟状态和新一轮新兴技术逐渐兴起的情况下，新兴产业将因此而渐渐蜕变为传统产业，相应的，政府会尽可能地减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停止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研发成本将表现出上升态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通货膨胀等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因素亦能增加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研发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此时进入新兴产业赶超非常容易受制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打压与市场垄断，这显然也会增加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新兴产业实施技术赶超的研发成本。总体而言，新兴产业演化成熟时期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在此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的引进技术的机会比较多。发达国家的市场基本上已经接近饱和状态，为拓展新的市场空间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领域，其一般会投资市场成熟度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有鉴于此，发展中国家能以较低的成本陆续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此外，在新兴产业演化的成熟时期，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储备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均获得不断提升，完全能充分吸收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扩散效应，尽可能地减少技术的消化成本。当然，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借助于发达国家溢出的技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趋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甚至成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赶超。新兴产业演化成熟时期的劣势主要表现在：一是新兴产业的技术轨道相对比较成熟，技术赶超的机会窗口逐渐关闭，而发展中国家若在此阶段进入新兴产业，不仅获得创新利润表现出下降趋势和赶超机会比较少，而且很可能将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技术范式而陷入技术依赖的陷阱，甚至即便发展中国家赶超成功，也很容易面临夕阳产业的窘境。二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与无情打压。发达国家及其企业会通过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多种方式对全球价值链上的各环节进行严密封锁，致使发展中国家面临异常苛刻的产业竞争环境，无法突破发达国家设置的技术路径依赖的陷阱。三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市场上的“围追堵截”。在此阶段，新兴产业的市场空间几乎被发达国家所完全分割，且发达国家会对市场进行控制，加上消费者的消费惯性与转换成本，导致发展中国家无法甚至难以开拓市场。

三、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赶超的时机选择

一般而言，在技术创新特别是重大技术创新的路径转换起始阶段，技术跨越的机会窗口总体上呈现出陆续关闭的状态。但伴随技术路线的逐渐清晰化，突破性技术创新逐渐被市场所认可与接受。在此情况下，技术创新的机会窗口将渐渐表现出开启的态势。当突破性技术逐渐迎合市场上主导消费者的需求时，便会逐渐开始挤压甚至取代市场上原有的主流技术，而技术跨越的机会窗口便会因此而表现出随之关闭的状态。由此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应尽可能地选择在机会窗口逐渐开启时进入新兴产业。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之后，应牢牢把握新兴产业演化的萌芽时期与发展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机会窗口，积极、主动地实施技术赶超战略，进而实现技术赶超的“蛙跳”。

一方面，对于具有明显较强技术赶超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讲，应尽可能地选择在新兴产业演化的萌芽时期实施技术赶超，这是由于这类企业总体上与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差距比较小，具有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不断支撑新兴产业的赶超发展，并且其也具有比较强的抵抗风险能力和面临比较低的市场准入门槛。其完全可以较早地实施新兴产业的赶超战略，并且获得技术创新的租金和抢占市场。因此，这类企业应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中，依靠其准确的判断和累积的技术原始创新资源，快速、及时地识别先动机会与赶超时机。其能依靠开放式创新能力的培育与发展尽可能地获取最大的先动优势，防止新兴产业演化的风险，进而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另一方面，赶超能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应在逐渐累积技术赶超资源的基础上不断增强技术的赶超能力，密切关注技术赶超环境与技术的演化趋势，正确选择新兴产业技术演化机会窗口的形成期，也就是要在新兴产业演化的发展时期实施技术赶超。这是由于在发展时期，主导技术相对比较清晰化，此时赶超的不确定性较小，风险相对比较低，但仍有较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弱势企业应尽可能地抓住这段时期的机会窗口，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施产业赶超。通过借助于对新兴产业的不断学习和创新重新整合竞争规则，逐渐实现对已有产品与技术的跳跃式革新，陆续成为产业的掌控者与治理者。当然，发展中国家的弱势企业也能依靠发达国家企业间的竞争来积极、主动引进先进技术、前沿技术及核心技术，进而实现二次创新。例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均是借助于引进发达国家的商业模式，在遵循本土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对发达国家竞争对手的赶超，进而成为中国本土市场的领导者与治理者。

由于在技术-经济范式进行转换的过程中，规则体系经历均衡向非均衡的漫长转变过程，其间单单借助于自发演化动力和企业自身的力量显然不够。为有效促进技术-经济范式的快速转换，需要政府及相关组织等权威部门根据技术变革、产业演化以及范式转换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重点任务，制定一系列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协同的政策，逐渐构建与陆续完善针对产业发展的政策框架。在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初始期阶段，由于技术革新与新兴产业总体上处于萌芽状态，政策的重点任务是大力促进激进式技术创新的突破，且逐步实现技术的筛选，此时的政策协同应以技术创新作为主导。为此，首先，应在宏观领域建立技术与科学知识之间的有效联系，借助于通用的科学知识来大力支持技术激进式创新与新兴产品的开发。其次，应借助于社会、法律制度方面的有效改革来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及有效促进学习型组织的构建与完善，进而不断促进经济系统的创新能力和增加经济系统内部的创新成果。再次，应不断加强建立在市场前景和技术预见基础之上的任务导向型的科研支撑，逐步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最后，应逐渐将发展技术的努力与生产网络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不断结合起来，大力鼓励社会层面上对技术的多样化研究。 在新兴产业的成长期，技术-经济范式陆续进入构建的关键时期，此段时期又可被进一步划分为自我强化与全面扩张两个阶段。其中，技术-经济范式的自我强化主要涉及的是借助于技术的不断增量创新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张来大力加强和积极促进新兴产业的利润诱导。因此，此时的政策协同主要涵盖市场培育和技术促进政策。首先，需借助于财政、税收等方式大力鼓励新兴产业的增量创新，不断促进产业技术趋于标准化和成熟化。其次，应尽可能地借助于财政补贴等政策刺激方式，进一步对经济主体购买、使用新兴产业产品的行为进行支持，以此来不断增加新兴产业的消费需求空间和刺激新兴产业的消费需求扩张。再次，应借助于消费价值观的科学与合理引导来不断强化消费者的市场预期。技术-经济方式的陆续扩展是借助于主导技术的不断完善与扩张来大力促进新兴产业的高速发展，因此，政策协同应集中于产业集群和组织创新。这首先需借助于通过大力提倡产业内部的技术联盟和产学研网络化来不断加强核心技术模块的研发与拓展，以及借助于国内有效需求的逐渐扩张，加快制定行业和技术标准与规则。其次，应借助于市场规范和制定产业规划等手段，不断促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最后，应借助于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陆续健全产业配套体系，大力推动新兴产业的联合创新和集群化发展。

当然，一旦新兴产业逐渐进入成熟阶段，政策的重要任务应是大力促进技术-经济范式的广泛渗透，并使其逐渐成规。此时政策协同不仅要借助于产业规制来维持新兴产业的主导地位，而且还应借助于再局域化政策，大力提倡产业转移到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或借助于贸易规制的逐渐扩张来开拓全球市场。

四、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识别与政策协同

始于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的延续和深化――欧债危机在造成世界经济失衡和国际经济低迷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在全球范围内正孕育着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和新兴产业革命。从技术革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初期优化阶段，完全可以预见技术变革的某些发展趋势。这不仅主要表现在企业技术的革新正逐渐从以企业为主体的自组织行为陆续转向政府引导和推动的社会化行为，而且主要体现在技术变革正把众多相互联系的激进创新逐渐连接起来，进而产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技术体系的“群体变革”，还主要呈现为突变式激进技术创新的产业化步伐出现典型的加速化趋势，而技术革新正加速转变为产业化。在中国选定的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汽车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借助于信息技术领域的突破性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受益于国际信息网络技术已基本实现的激进式创新，其市场需求和行业规模正在快速拓展，且陆续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每个角度。因此，新一代信息技术整体上已逐渐进入新兴产业演化的发展时期。而新兴技术对中国装备制造技术的改造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尤其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一些制造业企业正陆续向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高端环节攀登，借助于“干中学”、模仿创新等方式，在加工制造的技术、管理、服务等领域，不断学习全球先进生产流程、管理运作机制，以此为基础不断增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的能力。因此可以说，中国的高端装备业整体上也已进入新兴产业演化的发展时期。但整体上，基于经济大国技术发展的视角来讲，除信息网络技术整体上获得突破外，主要经济体所重点支持的其他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仍旧处于“不断试错”、“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阶段，而产业技术的突变式激进创新仍在萌芽、发展阶段，并未实现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因此完全可以说，本轮技术-经济范式背景下，无论是技术革新，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总体上均处于萌芽时期，即初期优化阶段，新技术和新方法均有待发展和完善。

作为以重大技术突破与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且对经济社会全局与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的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由于本轮技术革新仍处在萌芽时期，而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应重点强调技术革新在政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借助于不断发展教育和培训体系、科技政策等促使企业能尽可能地利用信息、知识来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另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对应的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应尽可能地不断发挥“国家”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协调与督导功能，不仅尽量为技术革新和产业发展的所有参与者提供公平、公正、合理的机会，而且要在操作层面尽可能地尊重每个经济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相互协调行为，不断推动企业网络、市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也要尽可能地在整个社会经济层面不断加强经济主体对范式转换的良好预期，不断促进技术-经济范式由零星、小规模的自发行动转向有组织、大规模的全面性活动，且尽可能地推动各个部门的行动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要求相一致。

在此背景下，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必须应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要求相适应，尝试通过逐渐调整、转型以及创新产业发展政策而实现战略新兴产业的稳步和可持续发展，这主要涵盖：第一，政策选择必须着眼于创新能力建设，借助于知识、技术、信息等高级要素的协调，逐渐提高企业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当然，由于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本身就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动态性，并且政策细节还必须要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加之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本身在技术-经济范式中常常具有某种实验性的特征，需要在实践过程中经过不断的试错、学习以及改正，尤其是需要不断尝试新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方式，并要按照技术革新与新兴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进行不断调整，因此，政策制定者还必须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第二，政策操作方式应注重协调性，不应排斥新兴产业的发展，而政府也不能取代企业来直接选择每个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方面，必须要明确各自的重点，借助于分工与协作大力促进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应在充分考虑各地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设计与优化布局，尽可能使之发展产生重点突出、差异发展的区域格局，尽量防止区域之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质化和过度竞争。第三，应陆续健全整体体系，应在当前整体性政策和行业规划的基础上陆续健全包括产业技术政策、市场培育政策在内的专项政策：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演化的萌芽时期，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研发投入、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财政支持等方式应对企业创新的内外部风险，逐渐增强企业的赶超动力、活力及能力。对于正处于演化发展时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政策重点应是不断培育市场与拓展市场，借助于税收优惠、补贴、担保等途径逐渐引导市场资源进入新兴产业，不断激发企业赶超的热情与动力，以此来推动产业技术的增量创新和国家层面行业与技术标准的制定，为在全球市场上增强产业主导权奠定坚实基础。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演化的稳定阶段，政府将重点放在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组织协调相关行业规则的制定方面，依靠逐渐制定产业标准、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秩序，激励新技术发明创新，促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良性发展和优化升级。

[1] 贾品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七大驱动因素》，载《企业研究》第1期.

[2] 黄永春、郑江淮、杨以文等：《中国“去工业化”与美国“再工业化”冲突之谜的解析》，载《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

[3] Mathews.J.A..“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the Latecomer Firm：Aresource Based Account of Industrial Catch-up Strategies”，i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2，（19）.

[4] Vakratsas.R.C..“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Follower Entry Timing Decisions”，in Marketing Letters，2003，（3）.

[5] 郭晓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入时机选择：领军还是跟进》，载《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

[6] Rindova.V.P.，Petkova，A.P..“When Is a New Thing a GoodThing？ Technological Change，Product Form Design and Perceptions of Value For Product Innovations”，in Organization Science，2007，（2）.

[7] Robinson.W.T.，Fornell，C.，Sullivan，M..“Are Market Pioneers Intrinsically Stronger Than Later Entrants”，i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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