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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矛盾的三个典型代表怎么写

新矛盾的三个典型代表范文(4810字)

新矛盾的三个典型代表

婆媳为权利而战

“每当我心情不好,就上西祠胡同的情感版逛逛,看到一页一页全是抱怨婆媳关系的帖子,觉得世界上有这么多和我一样憋屈烦闷的媳妇,立刻心理平衡了。”南京媳妇王纯为此把自己在西祠上的论坛签名改成如上。

细数最近几年的大热家庭伦理电视剧,婆媳关系即便不是主角,也是第一配角,不但编剧们爱抓住这点

大书特书,观众们最唏嘘感叹恨铁不成钢的话题,也逃不过两个女人间的战争。

但当传统的婆婆遇到更强调个性的媳妇,矛盾的内容发生微妙变化。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了一项关于现代婆媳关系的调查:媳妇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因老人赡养而引发的家庭经济纠纷等矛盾,在现代婆媳矛盾中已经淡化,让位于生活习惯的差异。在对八个一线城市的调查中, 有8 4 . 5 %的媳妇认为生活习惯不同是其与婆婆的主要矛盾,“既然在城市里,就要遵守城市的

生活习惯。”其次是为了争夺对丈夫和孩子的“话语权”。

“越是小事,大家越是坚持自己的做法,对方的挑剔或者顽固,就像一根刺扎在肉里,让你时时刻刻都不愉快。”和王纯抱着同样想法的比比皆是。王纯是典型的城市媳妇,在她身上有浓重的独生子女烙印:受教育程度较高,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追求独立的生活空间,以自我为中心。

她虽然并不指望能在婆媳对战中总是占上风,甚至愿意遵守传统的尊老孝道游戏规则,但前提是“婆婆不要仗着年长就要求我必须如何如何,既然住在我家,很多事就应该我说了算”,而这是大多数婆婆都无法做到的,资历至上论同样是中国人际关系的潜规则。

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主妇,新婆媳关系的矛盾核心实际是新家庭的大小事宜谁说了算的问题。当越来越多已婚和未婚女青年意识到该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后,有了“凤凰男”这个名词的一夜走红,有了“门当户对”的新时代版解释。

在一二线城市中,婆媳融洽的比例仅为36.8%,当80后媳妇和60后婆婆开始成为婆媳关系的主流,相看两生厌的婆媳不约而同选择了保持距离的方法。在一份调查中,50.3%的媳妇和53.1%的婆婆都拒绝同住一个屋檐下。

但保持距离不过是把矛盾压抑。新旧两派产生的矛盾不是对与错、好与坏的问题,在这是是非非之间,不和谐的音符随时会出现在家庭生活里。

为避免婆媳矛盾,选择让姥姥、姥爷带孩子,却因此把另一个本不严重的矛盾推向风口浪尖。

过度粘结出的翁婿矛盾

曾几何时,岳父母对女婿的“刁难”很少进入婚后生活;“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的传统观念,也远强大于“丈母娘抬高房价”的说法。然而当下,随着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主流,岳父母进入小家帮忙照顾孩子,翁婿矛盾的隐蔽暗流也逐渐浮出到了家庭的桌前案台。

沈阳广告人张新的生活就处处笼罩着妻子娘家人的影子。

结婚两年后,张新当上父亲,起初他准备将孩子送回自己父母家,但在单位做“调研”时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办公室里4个已婚而且有孩子的男同事,都选择了让岳父母带孩子。一位同事“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妻子都是个性人,带孩子的一些方面肯定跟老人有矛盾,但是如果是自己的妈妈和女儿有矛盾了,一天就好,要是婆婆就不行了,只有亲妈不记仇。兄弟听我的,岳母带孩子是消除家庭危机最好的办法。” 和与公婆同住、媳妇感觉到自己“被排挤”一样,张新也有“自己是局外人”的不适感。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精神治疗师石崇认为,翁婿矛盾的日渐突出,与男性地位下降、女性地位提高有关,是婆媳矛盾在妻子娘家的映射版:当妻子和岳父母的生活步调一致时,女婿却不容易融入;女婿同样会对岳父母对孩子的宠溺感到生气;女婿在岳父母家生活,无论是工作还是人际关系上都将承受更大压力。

相对于女人以感性著称,一直以来披着理性外衣的男人们,从来被传统教导不可拘泥于小事,否则就是不够大度。“这种矛盾目前看来还没有激烈到婆媳矛盾那种程度,但对女婿来说,压抑感始终存在,一旦爆发,势必对夫妻感情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孩子。”

网友评论

周星星9527

看着娇生惯养的儿子成了媳妇的“奴隶”,任劳任怨,任骂任掐,叫当妈的情何以堪啊?这应该就是婆媳常闹矛盾的原因吧。

忽然一夏

我老公在处理翁婿问题上做得挺棒,他靠的不仅是常买礼物,关键是他会非常耐心地和老人聊天,更多的时候是听他们倾诉。父母老人,特别想和孩子们多说说话。这一点,我没有他做得好。

我是一只小小鸟

我都40岁的人了,孩子也10多岁了,我妈仍成天管教我,有时候真不是嫌她啰嗦,她从未把我当大人看待。害得我在孩子眼里没有一点威信,总拿宠溺他的外婆当挡箭牌,为此我都跟我妈吵了不下一百次。

谁是谁的谁

我们家现在那保姆比我地位还高,没办法,三年换了十多个保姆,要请个能久留的保姆太难!工资低了人家不做,小孩太调皮人家不做,老人半身不遂人家不做,不享受正常节假日人家不做……保姆难伺候

啊!

丈夫愿意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但他们不会彻底放弃传统中“夫为尊”的优越感,这让在民主、平等方向迈进一大步的妻子感到失望。

曾经不显著的那些影响

80后小夫妻发明了很多让父辈瞠目结舌的东西。比如为了平摊家务事的“家务骰子”,啼笑皆非却贯彻了个人意志的“婚前保证书”,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财务制……

十年前,当社会学家认为“家务、经济对婚姻的影响并不显著”(其理由是结婚前双方已经对对方的财务有了明确了解、传统家庭分工模式依然稳固),十年后,这个观点逐步被推翻。

大部分家庭里,妻子已经成为家庭经济的实际掌控者,尤其在大宗耐用消费品(包括住房、汽车、旅游支出等)上的掌控比例超过67.5%。在南京大学的一份调查中,42.6%的80后女性认为:“如果不能由我说了算,或者在决策时不考虑我的意见,我会提出离婚。”而家庭分工也不再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它变得更平等——或者更懒散。

妻子们似乎取得了婚姻中两性战争的胜利,与之相对的却是婚姻前所未有的脆弱。不断修改的法律始终在损伤其中一方的利益、使其没有安全感,情感背叛成本低廉,亲缘关系的影响,家庭事务的分配是否合理和情愿,两性对自己在婚姻中地位的分歧,都会对婚姻造成不可修复的裂痕。而理智很容易在婚姻中缺席。 北京婚姻咨询师黄玲认为,婚姻里,女性变得越来越独立、自信,她们对丈夫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家庭伦理、家庭文化的变化,相对于女性的进步,是滞后的,丈夫通常都不愿意照着妻子的要求去改变,而且现代婚姻里,感情的成分不再居于核心地位。”

浙江省的一份调查显示, 该省70.4%的80后夫妻,都经由相亲认识,自己认识的仅占到26%,每一场相亲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结果,家世、收入和职业常常起决定性作用。

随着《婚姻法》新解释的出台,其中“婚后若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买房,若离婚,则谁父母出资房子归谁”,更是对年轻夫妻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的声音是,从今天起,不再为了房子结婚,给被房子挤压得变形的婚恋观,留下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的声音则认为,新解释没有从家庭感情角度去考虑,对婚姻中的弱势群体如家庭主妇,可能会产生不公。

于是,结婚前要求在房产证上共同署名的事便应运而生,新的矛盾也必然紧随到来。

“很多年轻夫妻在婚后才学会经营感情,在感情积淀到足够深厚的程度前,物质的东西会轻易破坏掉婚姻。”

网友评论

甘爸爹328

我小孩的一个同学就是随他母亲姓,是个小男孩,还是家里的独苗,好多家长跟我一样,误以为他父母离异,毕竟同意孩子跟着妻子姓的丈夫太稀有了,对传统男人来说,这关乎尊严。

幸福的玮玮723

我和现任丈夫都是二婚,我也成了传说中的后妈,他的孩子11岁,每天都跟我呛,事事针对我,好几次把我气哭,丈夫虽爱我,但总站在他那边,要我忍让,这样的教育本身就有问题,我现在一想到这孩子就头痛。

1994

闪婚与性格

《过把瘾》

在朋友葬礼上相识的一对男女一见如故,很快走进婚姻殿堂。夫妻生活充满了磕碰恩怨,从相识、相爱、相斥、相离、相信到再相聚,真实地演绎着爱情的浪漫和婚姻的本质。

2004

信任危机

《中国式离婚》

望夫成龙却又担心“男人有钱就变坏” 的纠结,再加上更年期,婚姻经不起百般折腾。无论单身或婚姻,美好与否的关键都在个人的努力和把握。

2009

爱情与现实

《蜗居》

只谈爱情的时候,两个人可以在租赁屋里你侬我侬;谈婚论嫁时,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成了都市年轻人

婚姻的试金石。

2010

婆媳矛盾

《媳妇的美好时代》

面对两个斤斤计较、势不两立的亲婆婆和后婆婆,一个寄居在自己婚房里的刁蛮小姑,如果不试着宽容理解,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婚姻破灭。再难搞定的家人,也会有被感动的一天。

2010

事业与家庭

《婚姻保卫战》

丈夫成功、孩子乖巧、家庭幸福——这并不是所有女人的终极梦想,一些妻子还希望能在事业上锦上添花。事业高升,却因疏忽家庭,影响到夫妻感情。事业与家庭,男人女人们应该如何抉择?

2011

房子车子票子

《裸婚时代》

如果你爱的男人没房没车没钻戒但有一颗爱你的心 ,你会不顾一切地嫁给他吗?“裸婚”,是一份信任,一份执着,一份包容,一份坚持,一份满足的幸福感。

2012

一起奋斗是王道

《AA制生活》

80后普通小夫妻没能力独自撑起生活的所有开支,只能两人“共苦”。谈钱伤感情,但也让年轻夫妻

明白:一起奋斗才是踏实的生活。

每个家庭都会遇到数不胜数的矛盾和问题,《家人》在读者中进行了相关调查,对矛盾进行分类和分析。

数字里的矛盾

69%

认为家庭中有诸如婆媳、翁婿类的严重代际矛盾问题。其中7%的人认为存在父母对自己大包大揽过度干涉的问题。此外,19%的夫妻在经济上有分歧,17%的夫妻在家务分配、人际交往上存在冲突。

75% 子,又不满老人带孩子的方法。

62%

都选择在发生冲突时忍让为先。但34%的人觉得并不甘心,26%的人会看人下菜,选择是忍还是让步。另

有8%的人在捍卫住自己权益的前提下适当让步,4%的人选择把事情闹大。

63%

相信只要正视问题,最终一定能解决这些家庭矛盾。其中28%的人会先逃避一段时间,再回头面对问题。22%会在矛盾爆发时就立刻寻找解决方法。只有2%会一直逃避,讨厌去面对,或让别人去想办法。

51%

认为所有矛盾的核心依旧是夫妻关系,只要夫妻关系好,矛盾自然就能化小。另有33%的人认为婆媳关系和睦是互相让步的前提。7%的人认为矛盾的源头还是钱闹出的事,必须多挣钱。另有5%的人选择分居生活。

67%

解决问题时,女性最喜欢向闺蜜和网友咨询求助,男性则多选择憋。其中46%会马上就去求助,并首先问有过相似经历的朋友,另有12%的人一闹矛盾就离家出走,7%的人选择冲动离婚或把事情闹大。9%的人选择喝闷酒,买东西,认为自己不管总有人管,他们中多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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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范文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怎么写

【原文出处】唐都学刊【原刊地名】西安【原刊期号】200302【原刊页号】40~44【分 类 号】D2【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200309【 标 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 作 者】王同起【作者简介】王同起 天津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教授(天津 300073)【内容提要】“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它是中国文化发展两次重大质变中后一质变的继续和新的里程碑;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看,是继武装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经济文化革命之后,开创了经济革命并举的新时期;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则清楚地表现为第三次轮进式发展的重要开端。【摘 要 题】学习园地•历史地位【关 键 词】“三个代表”/意义/新思考【 正 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对于解读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加强新世纪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大有裨益。 一 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鲜明的新时代文化建设导向作用。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文化生命力极强。当古印度文明遇到雅利安人入侵哈拉巴文化泯灭,巴比伦文明遭受亚述人洗劫而夭折,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只剩下残存的遗迹和少量书卷时,中国文化却不断兼容其他异域文化,呈现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直到近代,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才风光不再独享。经历数千年发展与变迁,华夏文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质变: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形成维护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纲常思想;另一次是近代的文化探索,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旨在寻找适合新时期发展的中国文化建设道路。前一次质变,确立了儒家学说的领导地位,并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统治人们思想达两千年之久,迄今仍在社会各层面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后一次质变,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兼容周边异域文化而不被同化,根基于自身的先进性。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社会形态比较发达,既有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完备的国家机器,还有深入社会各阶层适合封建社会结构运行的伦理道德观。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经过长期演变,远远超过周边异邦蕞尔小国或社会形态尚欠完善的少数民族。因此,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后,也被儒家文化所同化,并形成更具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文化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所面对的是社会形态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不能像以往那样将其兼容。于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中西体用之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习俗、旧传统,为中国人民展现出一条寻求光明的通道。其直接影响便是造成中国文化向“世界化”发展,即完全抛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五四”以后,我国文化界几度出现中西之争,复古思想亦曾喧嚣一时,但总趋势仍是西方文化的传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化大规模向民族化复归凸显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民族抗战,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文化也随之得到张扬。如这一时期文艺领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最终导致“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同样,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构思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设想,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乃至以后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文化出现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第二条是国民党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固守旧传统、旧道德与旧习惯;第三条是一批曾接受西学影响又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知识分子试图改造传统文化,建设新儒学。由于近代国情和特殊的政党政治的影响,战后国共两条不同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向,而新儒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展露出锋芒。[1] 国民党固守旧文化的道路显然不合时宜。在世界文明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现代,重新祭起五四时期被打倒的诸如“忠孝节义”等封建礼仪,无非是对历史的嘲弄或文明的倒退。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文化,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在建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状况和社会精神风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人民打破了对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憧憬,重新陷入求索新文化的迷茫。 中国文化需要发展。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第二次革命经过近百年的探索,需要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跨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共产党员要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无疑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搏,适时提出了新世纪应该加强文化建设的任务,是颇具远见的划时代之举,必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发挥承上启下的导向作用。 二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全面开创党的建设新时代的深刻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它自诞生伊始,便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巨大的牺牲。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党的建设迄今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有志之士为谋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敌人强大而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种状况长期没有改变。因此,中国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进行的。 在旧中国,反动阶级掌握政权和武装。广大人民享受不到丝毫民主权利,任何不满或反抗只能遭到更残暴的镇压。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自国民革命失败后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始终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特别注意加强了军队中党的各项建设。 中国共产党以谋求全民族解放为目标,在政治上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相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部分派别结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注意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还逐渐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策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的开展。 为加强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思想和组织建设。1940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堪称近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它解决了在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革命政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的贡献。正是这场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很快赢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一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最后夺取政权。 2.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一化三改,党的建设主要是推动社会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诞生,党的建设面临新的调整与转折。党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五种经济并存,个体私有制约占2/3,与过去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差距。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五大运动,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荡涤旧社会的污毒,使社会风貌焕然一新。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党又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个体私有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于落后的生产力。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胜利以后,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借鉴苏联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阐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论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片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渐渐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3.1956-1976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初步探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及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党的建设的重点是开展政治革命 1957年的整风反右带有明显的政治革命的烙印。不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修改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就为片面强调政治革命,扩大党内政治斗争提供了依据。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错误的批判,60年代提出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部分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广泛开展思想领域内的过火斗争等,使党内政治斗争不断扩大。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场严重的浩劫,也使党内政治斗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试图通过开展政治革命,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党的九大确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四人帮”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冤狱遍地,民怨沸腾,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力水平下降。我国进一步加大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 4.1976-1997年,实行改革开放,逐渐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建设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为提高生产力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很快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城市、教育、科技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与此同时,逐渐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划定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往。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初步形成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如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全面整党的决定,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风,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以后,邓小平赴南方视察。党的十四大完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号召全党经常加强自身建设,努力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5.1997年迄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重视党的建设全面发展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高瞻远瞩地提出跨世纪发展的宏伟战略。江泽民同志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的战斗力,带领人民昂扬跨入新世纪,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十五大以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初步形成全面发展、奋发向上、廉洁自律、加强监督和惩治腐败的崭新气象。 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实现跨世纪的发展?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忠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一思想是在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改革开放实际需要提出来的,从而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曾经历武装斗争、社会改造、政治革命、经济建设四个阶段,那么,“三个代表”在新世纪伊始就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不仅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要求全党在搞好经济的同时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使党的建设跃上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台阶。 三 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近代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与交往日趋频繁,任何国家与民族很难孤立于国际范畴之外。于是,改革开放便成为民族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20世纪中国三代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具有改革开放的远见卓识,囿于时局和环境所限,只有邓小平付诸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民经济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变。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呈现出不断深入和扩大的趋向。然而,在其深化过程中,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存在重重困难和阻力。所以,它的发展不是平稳的持续深入,而是在渐进的基础上,克服阻力,呈现出阶段性跳跃即轮进式深化的特征。 所谓轮进式深化是指某一事物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不断深入的趋势,同时又可以按照内容程度的差异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而每一个新阶段的形成都是前两个阶段经过持续渐进发展后,集中克服重大阻力产生飞跃的结果。新阶段形成后,又进入新一轮渐进发展时期。这样,就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轮进式的发展轨迹。同时,每一次轮进都将伴随产生新的内容,使其发展愈加深入。 造成我国改革开放轮进式深入发展的原因,是生产力与文化力发展的不同特点决定的。在四元互动的社会运行结构中,生产力与文化力互相矛盾,也互相促进。生产力决定文化力,文化力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力落后于文化力时,文化力会拉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文化力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力也必将冲破文化力的束缚,使其产生新的文化力。两者之间生产力相对活跃,文化力则相对稳定。由于文化力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的特点,两者相互适应时,生产力会在文化力的作用下持续稳定发展。一旦互相不适应,或生产力改造文化力,或文化力急速拉动生产力,带动经济的迅速增长。[2]于是,社会便出现轮进式的深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轮次的深入,每次轮进都起源于文化力的推动: 第一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国改革开放发端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灾难不仅造成我国经济的严重损失与倒退,更具危害的是造成人民心灵上的创伤和文化上的扭曲。林彪和“四人帮”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批判“唯生产力论”,形成极左思潮对全国思想和文化界的统治。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形成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禁锢。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造成我国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的局面。尽管党的十一大曾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口号,搞所谓“洋跃进”,但是受左倾思想束缚,我国生产裹足不前,经济发展只是一句空话。 在文化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邓小平率先向传统思想挑战,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逐步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二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深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诸多弊端逐渐显露,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我国鼓励多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又造成许多不规范经济行为产生,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为此,我国自1989年底开始加强治理整顿。1992年春,邓小平赴南方视察,提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全国广泛开展了继续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概括,确定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多种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我国改革开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次轮进是新世纪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发展。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如人们很难自觉地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极容易产生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倾向。尤其是某些领导干部,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直至走上犯罪道路。如胡长清、成克杰之流,贪污腐化,罪大恶极,已经受到严惩。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事件”竟为谋求少数人的私利,使国家蒙受上百亿的损失。据统计,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颁布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达3000多个,党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据《中纪委向党的十六大作的工作报告》“1997年10月至2000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怎样才能更加深入、有效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并遏止腐败现象滋生尤其是清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3]只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才能在新世纪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绝不仅是一句口号所能概括,而具有非凡的划时代意义。对其重要意义的研究,正是深刻理解这一思想丰富内涵的科学前提。【参考文献】 [2] 王同起.试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与相互关系[J].理论与现代化,2000(12) [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11-18. ( 重要思想   意义 )

论“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怎么写

【原文出处】唐都学刊【原刊地名】西安【原刊期号】200302【原刊页号】40~44【分 类 号】D2【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200309【 标 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 作 者】王同起【作者简介】王同起 天津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教授(天津 300073)【内容提要】“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它是中国文化发展两次重大质变中后一质变的继续和新的里程碑;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看,是继武装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经济文化革命之后,开创了经济革命并举的新时期;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则清楚地表现为第三次轮进式发展的重要开端。【摘 要 题】学习园地•历史地位【关 键 词】“三个代表”/意义/新思考【 正 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对于解读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加强新世纪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大有裨益。 一 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鲜明的新时代文化建设导向作用。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文化生命力极强。当古印度文明遇到雅利安人入侵哈拉巴文化泯灭,巴比伦文明遭受亚述人洗劫而夭折,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只剩下残存的遗迹和少量书卷时,中国文化却不断兼容其他异域文化,呈现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直到近代,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才风光不再独享。经历数千年发展与变迁,华夏文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质变: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形成维护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纲常思想;另一次是近代的文化探索,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旨在寻找适合新时期发展的中国文化建设道路。前一次质变,确立了儒家学说的领导地位,并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统治人们思想达两千年之久,迄今仍在社会各层面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后一次质变,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兼容周边异域文化而不被同化,根基于自身的先进性。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社会形态比较发达,既有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完备的国家机器,还有深入社会各阶层适合封建社会结构运行的伦理道德观。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经过长期演变,远远超过周边异邦蕞尔小国或社会形态尚欠完善的少数民族。因此,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后,也被儒家文化所同化,并形成更具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文化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所面对的是社会形态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不能像以往那样将其兼容。于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中西体用之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习俗、旧传统,为中国人民展现出一条寻求光明的通道。其直接影响便是造成中国文化向“世界化”发展,即完全抛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五四”以后,我国文化界几度出现中西之争,复古思想亦曾喧嚣一时,但总趋势仍是西方文化的传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化大规模向民族化复归凸显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民族抗战,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文化也随之得到张扬。如这一时期文艺领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最终导致“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同样,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构思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设想,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乃至以后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文化出现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第二条是国民党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固守旧传统、旧道德与旧习惯;第三条是一批曾接受西学影响又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知识分子试图改造传统文化,建设新儒学。由于近代国情和特殊的政党政治的影响,战后国共两条不同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向,而新儒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展露出锋芒。[1] 国民党固守旧文化的道路显然不合时宜。在世界文明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现代,重新祭起五四时期被打倒的诸如“忠孝节义”等封建礼仪,无非是对历史的嘲弄或文明的倒退。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文化,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在建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状况和社会精神风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人民打破了对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憧憬,重新陷入求索新文化的迷茫。 中国文化需要发展。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第二次革命经过近百年的探索,需要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跨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共产党员要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无疑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搏,适时提出了新世纪应该加强文化建设的任务,是颇具远见的划时代之举,必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发挥承上启下的导向作用。 二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全面开创党的建设新时代的深刻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它自诞生伊始,便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巨大的牺牲。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党的建设迄今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有志之士为谋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敌人强大而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种状况长期没有改变。因此,中国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进行的。 在旧中国,反动阶级掌握政权和武装。广大人民享受不到丝毫民主权利,任何不满或反抗只能遭到更残暴的镇压。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自国民革命失败后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始终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特别注意加强了军队中党的各项建设。 中国共产党以谋求全民族解放为目标,在政治上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相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部分派别结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注意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还逐渐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策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的开展。 为加强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思想和组织建设。1940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堪称近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它解决了在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革命政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的贡献。正是这场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很快赢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一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最后夺取政权。 2.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一化三改,党的建设主要是推动社会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诞生,党的建设面临新的调整与转折。党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五种经济并存,个体私有制约占2/3,与过去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差距。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五大运动,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荡涤旧社会的污毒,使社会风貌焕然一新。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党又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个体私有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于落后的生产力。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胜利以后,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借鉴苏联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阐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论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片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渐渐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3.1956-1976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初步探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及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党的建设的重点是开展政治革命 1957年的整风反右带有明显的政治革命的烙印。不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修改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就为片面强调政治革命,扩大党内政治斗争提供了依据。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错误的批判,60年代提出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部分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广泛开展思想领域内的过火斗争等,使党内政治斗争不断扩大。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场严重的浩劫,也使党内政治斗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试图通过开展政治革命,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党的九大确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四人帮”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冤狱遍地,民怨沸腾,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力水平下降。我国进一步加大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 4.1976-1997年,实行改革开放,逐渐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建设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为提高生产力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很快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城市、教育、科技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与此同时,逐渐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划定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往。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初步形成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如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全面整党的决定,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风,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以后,邓小平赴南方视察。党的十四大完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号召全党经常加强自身建设,努力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5.1997年迄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重视党的建设全面发展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高瞻远瞩地提出跨世纪发展的宏伟战略。江泽民同志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的战斗力,带领人民昂扬跨入新世纪,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十五大以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初步形成全面发展、奋发向上、廉洁自律、加强监督和惩治腐败的崭新气象。 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实现跨世纪的发展?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忠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一思想是在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改革开放实际需要提出来的,从而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曾经历武装斗争、社会改造、政治革命、经济建设四个阶段,那么,“三个代表”在新世纪伊始就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不仅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要求全党在搞好经济的同时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使党的建设跃上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台阶。 三 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近代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与交往日趋频繁,任何国家与民族很难孤立于国际范畴之外。于是,改革开放便成为民族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20世纪中国三代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具有改革开放的远见卓识,囿于时局和环境所限,只有邓小平付诸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民经济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变。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呈现出不断深入和扩大的趋向。然而,在其深化过程中,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存在重重困难和阻力。所以,它的发展不是平稳的持续深入,而是在渐进的基础上,克服阻力,呈现出阶段性跳跃即轮进式深化的特征。 所谓轮进式深化是指某一事物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不断深入的趋势,同时又可以按照内容程度的差异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而每一个新阶段的形成都是前两个阶段经过持续渐进发展后,集中克服重大阻力产生飞跃的结果。新阶段形成后,又进入新一轮渐进发展时期。这样,就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轮进式的发展轨迹。同时,每一次轮进都将伴随产生新的内容,使其发展愈加深入。 造成我国改革开放轮进式深入发展的原因,是生产力与文化力发展的不同特点决定的。在四元互动的社会运行结构中,生产力与文化力互相矛盾,也互相促进。生产力决定文化力,文化力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力落后于文化力时,文化力会拉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文化力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力也必将冲破文化力的束缚,使其产生新的文化力。两者之间生产力相对活跃,文化力则相对稳定。由于文化力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的特点,两者相互适应时,生产力会在文化力的作用下持续稳定发展。一旦互相不适应,或生产力改造文化力,或文化力急速拉动生产力,带动经济的迅速增长。[2]于是,社会便出现轮进式的深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轮次的深入,每次轮进都起源于文化力的推动: 第一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国改革开放发端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灾难不仅造成我国经济的严重损失与倒退,更具危害的是造成人民心灵上的创伤和文化上的扭曲。林彪和“四人帮”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批判“唯生产力论”,形成极左思潮对全国思想和文化界的统治。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形成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禁锢。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造成我国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的局面。尽管党的十一大曾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口号,搞所谓“洋跃进”,但是受左倾思想束缚,我国生产裹足不前,经济发展只是一句空话。 在文化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邓小平率先向传统思想挑战,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逐步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二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深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诸多弊端逐渐显露,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我国鼓励多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又造成许多不规范经济行为产生,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为此,我国自1989年底开始加强治理整顿。1992年春,邓小平赴南方视察,提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全国广泛开展了继续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概括,确定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多种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我国改革开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次轮进是新世纪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发展。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如人们很难自觉地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极容易产生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倾向。尤其是某些领导干部,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直至走上犯罪道路。如胡长清、成克杰之流,贪污腐化,罪大恶极,已经受到严惩。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事件”竟为谋求少数人的私利,使国家蒙受上百亿的损失。据统计,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颁布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达3000多个,党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据《中纪委向党的十六大作的工作报告》“1997年10月至2000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怎样才能更加深入、有效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并遏止腐败现象滋生尤其是清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3]只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才能在新世纪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绝不仅是一句口号所能概括,而具有非凡的划时代意义。对其重要意义的研究,正是深刻理解这一思想丰富内涵的科学前提。【参考文献】 [2] 王同起.试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与相互关系[J].理论与现代化,2000(12) [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11-18. ( 哲学   代表 )

对于“三个代表”内涵的理解怎么写

【原文出处】唐都学刊【原刊地名】西安【原刊期号】200302【原刊页号】40~44【分 类 号】D2【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200309【 标 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 作 者】王同起【作者简介】王同起 天津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教授(天津 300073)【内容提要】“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它是中国文化发展两次重大质变中后一质变的继续和新的里程碑;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看,是继武装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经济文化革命之后,开创了经济革命并举的新时期;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则清楚地表现为第三次轮进式发展的重要开端。【摘 要 题】学习园地•历史地位【关 键 词】“三个代表”/意义/新思考【 正 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对于解读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加强新世纪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大有裨益。 一 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鲜明的新时代文化建设导向作用。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文化生命力极强。当古印度文明遇到雅利安人入侵哈拉巴文化泯灭,巴比伦文明遭受亚述人洗劫而夭折,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只剩下残存的遗迹和少量书卷时,中国文化却不断兼容其他异域文化,呈现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直到近代,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才风光不再独享。经历数千年发展与变迁,华夏文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质变: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形成维护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纲常思想;另一次是近代的文化探索,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旨在寻找适合新时期发展的中国文化建设道路。前一次质变,确立了儒家学说的领导地位,并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统治人们思想达两千年之久,迄今仍在社会各层面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后一次质变,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兼容周边异域文化而不被同化,根基于自身的先进性。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社会形态比较发达,既有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完备的国家机器,还有深入社会各阶层适合封建社会结构运行的伦理道德观。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经过长期演变,远远超过周边异邦蕞尔小国或社会形态尚欠完善的少数民族。因此,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后,也被儒家文化所同化,并形成更具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文化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所面对的是社会形态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不能像以往那样将其兼容。于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中西体用之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习俗、旧传统,为中国人民展现出一条寻求光明的通道。其直接影响便是造成中国文化向“世界化”发展,即完全抛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五四”以后,我国文化界几度出现中西之争,复古思想亦曾喧嚣一时,但总趋势仍是西方文化的传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化大规模向民族化复归凸显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民族抗战,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文化也随之得到张扬。如这一时期文艺领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最终导致“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同样,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构思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设想,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乃至以后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文化出现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第二条是国民党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固守旧传统、旧道德与旧习惯;第三条是一批曾接受西学影响又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知识分子试图改造传统文化,建设新儒学。由于近代国情和特殊的政党政治的影响,战后国共两条不同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向,而新儒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展露出锋芒。[1] 国民党固守旧文化的道路显然不合时宜。在世界文明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现代,重新祭起五四时期被打倒的诸如“忠孝节义”等封建礼仪,无非是对历史的嘲弄或文明的倒退。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文化,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在建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状况和社会精神风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人民打破了对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憧憬,重新陷入求索新文化的迷茫。 中国文化需要发展。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第二次革命经过近百年的探索,需要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跨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共产党员要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无疑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搏,适时提出了新世纪应该加强文化建设的任务,是颇具远见的划时代之举,必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发挥承上启下的导向作用。 二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全面开创党的建设新时代的深刻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它自诞生伊始,便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巨大的牺牲。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党的建设迄今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有志之士为谋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敌人强大而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种状况长期没有改变。因此,中国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进行的。 在旧中国,反动阶级掌握政权和武装。广大人民享受不到丝毫民主权利,任何不满或反抗只能遭到更残暴的镇压。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自国民革命失败后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始终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特别注意加强了军队中党的各项建设。 中国共产党以谋求全民族解放为目标,在政治上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相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部分派别结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注意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还逐渐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策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的开展。 为加强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思想和组织建设。1940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堪称近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它解决了在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革命政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的贡献。正是这场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很快赢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一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最后夺取政权。 2.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一化三改,党的建设主要是推动社会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诞生,党的建设面临新的调整与转折。党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五种经济并存,个体私有制约占2/3,与过去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差距。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五大运动,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荡涤旧社会的污毒,使社会风貌焕然一新。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党又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个体私有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于落后的生产力。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胜利以后,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借鉴苏联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阐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论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片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渐渐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3.1956-1976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初步探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及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党的建设的重点是开展政治革命 1957年的整风反右带有明显的政治革命的烙印。不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修改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就为片面强调政治革命,扩大党内政治斗争提供了依据。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错误的批判,60年代提出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部分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广泛开展思想领域内的过火斗争等,使党内政治斗争不断扩大。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场严重的浩劫,也使党内政治斗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试图通过开展政治革命,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党的九大确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四人帮”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冤狱遍地,民怨沸腾,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力水平下降。我国进一步加大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 4.1976-1997年,实行改革开放,逐渐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建设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为提高生产力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很快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城市、教育、科技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与此同时,逐渐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划定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往。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初步形成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如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全面整党的决定,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风,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以后,邓小平赴南方视察。党的十四大完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号召全党经常加强自身建设,努力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5.1997年迄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重视党的建设全面发展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高瞻远瞩地提出跨世纪发展的宏伟战略。江泽民同志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的战斗力,带领人民昂扬跨入新世纪,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十五大以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初步形成全面发展、奋发向上、廉洁自律、加强监督和惩治腐败的崭新气象。 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实现跨世纪的发展?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忠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一思想是在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改革开放实际需要提出来的,从而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曾经历武装斗争、社会改造、政治革命、经济建设四个阶段,那么,“三个代表”在新世纪伊始就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不仅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要求全党在搞好经济的同时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使党的建设跃上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台阶。 三 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近代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与交往日趋频繁,任何国家与民族很难孤立于国际范畴之外。于是,改革开放便成为民族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20世纪中国三代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具有改革开放的远见卓识,囿于时局和环境所限,只有邓小平付诸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民经济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变。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呈现出不断深入和扩大的趋向。然而,在其深化过程中,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存在重重困难和阻力。所以,它的发展不是平稳的持续深入,而是在渐进的基础上,克服阻力,呈现出阶段性跳跃即轮进式深化的特征。 所谓轮进式深化是指某一事物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不断深入的趋势,同时又可以按照内容程度的差异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而每一个新阶段的形成都是前两个阶段经过持续渐进发展后,集中克服重大阻力产生飞跃的结果。新阶段形成后,又进入新一轮渐进发展时期。这样,就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轮进式的发展轨迹。同时,每一次轮进都将伴随产生新的内容,使其发展愈加深入。 造成我国改革开放轮进式深入发展的原因,是生产力与文化力发展的不同特点决定的。在四元互动的社会运行结构中,生产力与文化力互相矛盾,也互相促进。生产力决定文化力,文化力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力落后于文化力时,文化力会拉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文化力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力也必将冲破文化力的束缚,使其产生新的文化力。两者之间生产力相对活跃,文化力则相对稳定。由于文化力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的特点,两者相互适应时,生产力会在文化力的作用下持续稳定发展。一旦互相不适应,或生产力改造文化力,或文化力急速拉动生产力,带动经济的迅速增长。[2]于是,社会便出现轮进式的深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轮次的深入,每次轮进都起源于文化力的推动: 第一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国改革开放发端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灾难不仅造成我国经济的严重损失与倒退,更具危害的是造成人民心灵上的创伤和文化上的扭曲。林彪和“四人帮”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批判“唯生产力论”,形成极左思潮对全国思想和文化界的统治。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形成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禁锢。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造成我国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的局面。尽管党的十一大曾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口号,搞所谓“洋跃进”,但是受左倾思想束缚,我国生产裹足不前,经济发展只是一句空话。 在文化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邓小平率先向传统思想挑战,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逐步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二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深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诸多弊端逐渐显露,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我国鼓励多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又造成许多不规范经济行为产生,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为此,我国自1989年底开始加强治理整顿。1992年春,邓小平赴南方视察,提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全国广泛开展了继续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概括,确定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多种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我国改革开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次轮进是新世纪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发展。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如人们很难自觉地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极容易产生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倾向。尤其是某些领导干部,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直至走上犯罪道路。如胡长清、成克杰之流,贪污腐化,罪大恶极,已经受到严惩。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事件”竟为谋求少数人的私利,使国家蒙受上百亿的损失。据统计,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颁布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达3000多个,党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据《中纪委向党的十六大作的工作报告》“1997年10月至2000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怎样才能更加深入、有效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并遏止腐败现象滋生尤其是清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3]只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才能在新世纪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绝不仅是一句口号所能概括,而具有非凡的划时代意义。对其重要意义的研究,正是深刻理解这一思想丰富内涵的科学前提。【参考文献】 [2] 王同起.试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与相互关系[J].理论与现代化,2000(12) [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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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个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怎么写

【原文出处】唐都学刊【原刊地名】西安【原刊期号】200302【原刊页号】40~44【分 类 号】D2【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200309【 标 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 作 者】王同起【作者简介】王同起 天津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教授(天津 300073)【内容提要】“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它是中国文化发展两次重大质变中后一质变的继续和新的里程碑;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看,是继武装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经济文化革命之后,开创了经济革命并举的新时期;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则清楚地表现为第三次轮进式发展的重要开端。【摘 要 题】学习园地•历史地位【关 键 词】“三个代表”/意义/新思考【 正 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对于解读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加强新世纪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大有裨益。 一 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鲜明的新时代文化建设导向作用。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文化生命力极强。当古印度文明遇到雅利安人入侵哈拉巴文化泯灭,巴比伦文明遭受亚述人洗劫而夭折,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只剩下残存的遗迹和少量书卷时,中国文化却不断兼容其他异域文化,呈现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直到近代,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才风光不再独享。经历数千年发展与变迁,华夏文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质变: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形成维护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纲常思想;另一次是近代的文化探索,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旨在寻找适合新时期发展的中国文化建设道路。前一次质变,确立了儒家学说的领导地位,并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统治人们思想达两千年之久,迄今仍在社会各层面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后一次质变,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兼容周边异域文化而不被同化,根基于自身的先进性。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社会形态比较发达,既有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完备的国家机器,还有深入社会各阶层适合封建社会结构运行的伦理道德观。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经过长期演变,远远超过周边异邦蕞尔小国或社会形态尚欠完善的少数民族。因此,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后,也被儒家文化所同化,并形成更具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文化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所面对的是社会形态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不能像以往那样将其兼容。于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中西体用之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习俗、旧传统,为中国人民展现出一条寻求光明的通道。其直接影响便是造成中国文化向“世界化”发展,即完全抛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五四”以后,我国文化界几度出现中西之争,复古思想亦曾喧嚣一时,但总趋势仍是西方文化的传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化大规模向民族化复归凸显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民族抗战,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文化也随之得到张扬。如这一时期文艺领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最终导致“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同样,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构思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设想,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乃至以后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文化出现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第二条是国民党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固守旧传统、旧道德与旧习惯;第三条是一批曾接受西学影响又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知识分子试图改造传统文化,建设新儒学。由于近代国情和特殊的政党政治的影响,战后国共两条不同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向,而新儒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展露出锋芒。[1] 国民党固守旧文化的道路显然不合时宜。在世界文明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现代,重新祭起五四时期被打倒的诸如“忠孝节义”等封建礼仪,无非是对历史的嘲弄或文明的倒退。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文化,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在建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状况和社会精神风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人民打破了对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憧憬,重新陷入求索新文化的迷茫。 中国文化需要发展。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第二次革命经过近百年的探索,需要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跨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共产党员要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无疑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搏,适时提出了新世纪应该加强文化建设的任务,是颇具远见的划时代之举,必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发挥承上启下的导向作用。 二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全面开创党的建设新时代的深刻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它自诞生伊始,便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巨大的牺牲。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党的建设迄今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有志之士为谋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敌人强大而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种状况长期没有改变。因此,中国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进行的。 在旧中国,反动阶级掌握政权和武装。广大人民享受不到丝毫民主权利,任何不满或反抗只能遭到更残暴的镇压。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自国民革命失败后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始终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特别注意加强了军队中党的各项建设。 中国共产党以谋求全民族解放为目标,在政治上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相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部分派别结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注意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还逐渐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策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的开展。 为加强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思想和组织建设。1940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堪称近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它解决了在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革命政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的贡献。正是这场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很快赢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一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最后夺取政权。 2.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一化三改,党的建设主要是推动社会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诞生,党的建设面临新的调整与转折。党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五种经济并存,个体私有制约占2/3,与过去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差距。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五大运动,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荡涤旧社会的污毒,使社会风貌焕然一新。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党又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个体私有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于落后的生产力。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胜利以后,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借鉴苏联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阐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论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片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渐渐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3.1956-1976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初步探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及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党的建设的重点是开展政治革命 1957年的整风反右带有明显的政治革命的烙印。不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修改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就为片面强调政治革命,扩大党内政治斗争提供了依据。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错误的批判,60年代提出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部分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广泛开展思想领域内的过火斗争等,使党内政治斗争不断扩大。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场严重的浩劫,也使党内政治斗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试图通过开展政治革命,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党的九大确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四人帮”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冤狱遍地,民怨沸腾,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力水平下降。我国进一步加大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 4.1976-1997年,实行改革开放,逐渐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建设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为提高生产力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很快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城市、教育、科技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与此同时,逐渐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划定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往。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初步形成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如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全面整党的决定,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风,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以后,邓小平赴南方视察。党的十四大完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号召全党经常加强自身建设,努力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5.1997年迄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重视党的建设全面发展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高瞻远瞩地提出跨世纪发展的宏伟战略。江泽民同志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的战斗力,带领人民昂扬跨入新世纪,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十五大以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初步形成全面发展、奋发向上、廉洁自律、加强监督和惩治腐败的崭新气象。 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实现跨世纪的发展?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忠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一思想是在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改革开放实际需要提出来的,从而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曾经历武装斗争、社会改造、政治革命、经济建设四个阶段,那么,“三个代表”在新世纪伊始就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不仅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要求全党在搞好经济的同时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使党的建设跃上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台阶。 三 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近代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与交往日趋频繁,任何国家与民族很难孤立于国际范畴之外。于是,改革开放便成为民族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20世纪中国三代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具有改革开放的远见卓识,囿于时局和环境所限,只有邓小平付诸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民经济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变。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呈现出不断深入和扩大的趋向。然而,在其深化过程中,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存在重重困难和阻力。所以,它的发展不是平稳的持续深入,而是在渐进的基础上,克服阻力,呈现出阶段性跳跃即轮进式深化的特征。 所谓轮进式深化是指某一事物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不断深入的趋势,同时又可以按照内容程度的差异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而每一个新阶段的形成都是前两个阶段经过持续渐进发展后,集中克服重大阻力产生飞跃的结果。新阶段形成后,又进入新一轮渐进发展时期。这样,就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轮进式的发展轨迹。同时,每一次轮进都将伴随产生新的内容,使其发展愈加深入。 造成我国改革开放轮进式深入发展的原因,是生产力与文化力发展的不同特点决定的。在四元互动的社会运行结构中,生产力与文化力互相矛盾,也互相促进。生产力决定文化力,文化力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力落后于文化力时,文化力会拉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文化力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力也必将冲破文化力的束缚,使其产生新的文化力。两者之间生产力相对活跃,文化力则相对稳定。由于文化力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的特点,两者相互适应时,生产力会在文化力的作用下持续稳定发展。一旦互相不适应,或生产力改造文化力,或文化力急速拉动生产力,带动经济的迅速增长。[2]于是,社会便出现轮进式的深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轮次的深入,每次轮进都起源于文化力的推动: 第一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国改革开放发端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灾难不仅造成我国经济的严重损失与倒退,更具危害的是造成人民心灵上的创伤和文化上的扭曲。林彪和“四人帮”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批判“唯生产力论”,形成极左思潮对全国思想和文化界的统治。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形成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禁锢。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造成我国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的局面。尽管党的十一大曾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口号,搞所谓“洋跃进”,但是受左倾思想束缚,我国生产裹足不前,经济发展只是一句空话。 在文化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邓小平率先向传统思想挑战,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逐步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二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深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诸多弊端逐渐显露,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我国鼓励多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又造成许多不规范经济行为产生,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为此,我国自1989年底开始加强治理整顿。1992年春,邓小平赴南方视察,提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全国广泛开展了继续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概括,确定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多种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我国改革开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次轮进是新世纪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发展。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如人们很难自觉地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极容易产生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倾向。尤其是某些领导干部,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直至走上犯罪道路。如胡长清、成克杰之流,贪污腐化,罪大恶极,已经受到严惩。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事件”竟为谋求少数人的私利,使国家蒙受上百亿的损失。据统计,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颁布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达3000多个,党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据《中纪委向党的十六大作的工作报告》“1997年10月至2000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怎样才能更加深入、有效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并遏止腐败现象滋生尤其是清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3]只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才能在新世纪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绝不仅是一句口号所能概括,而具有非凡的划时代意义。对其重要意义的研究,正是深刻理解这一思想丰富内涵的科学前提。【参考文献】 [2] 王同起.试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与相互关系[J].理论与现代化,2000(12) [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11-18. ( 继承   马克思主义理论 )

敏锐——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金钥匙怎么写

【原文出处】唐都学刊【原刊地名】西安【原刊期号】200302【原刊页号】40~44【分 类 号】D2【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200309【 标 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 作 者】王同起【作者简介】王同起 天津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教授(天津 300073)【内容提要】“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它是中国文化发展两次重大质变中后一质变的继续和新的里程碑;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看,是继武装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经济文化革命之后,开创了经济革命并举的新时期;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则清楚地表现为第三次轮进式发展的重要开端。【摘 要 题】学习园地•历史地位【关 键 词】“三个代表”/意义/新思考【 正 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对于解读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加强新世纪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大有裨益。 一 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鲜明的新时代文化建设导向作用。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文化生命力极强。当古印度文明遇到雅利安人入侵哈拉巴文化泯灭,巴比伦文明遭受亚述人洗劫而夭折,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只剩下残存的遗迹和少量书卷时,中国文化却不断兼容其他异域文化,呈现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直到近代,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才风光不再独享。经历数千年发展与变迁,华夏文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质变: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形成维护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纲常思想;另一次是近代的文化探索,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旨在寻找适合新时期发展的中国文化建设道路。前一次质变,确立了儒家学说的领导地位,并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统治人们思想达两千年之久,迄今仍在社会各层面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后一次质变,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兼容周边异域文化而不被同化,根基于自身的先进性。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社会形态比较发达,既有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完备的国家机器,还有深入社会各阶层适合封建社会结构运行的伦理道德观。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经过长期演变,远远超过周边异邦蕞尔小国或社会形态尚欠完善的少数民族。因此,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后,也被儒家文化所同化,并形成更具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文化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所面对的是社会形态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不能像以往那样将其兼容。于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中西体用之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习俗、旧传统,为中国人民展现出一条寻求光明的通道。其直接影响便是造成中国文化向“世界化”发展,即完全抛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五四”以后,我国文化界几度出现中西之争,复古思想亦曾喧嚣一时,但总趋势仍是西方文化的传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化大规模向民族化复归凸显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民族抗战,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文化也随之得到张扬。如这一时期文艺领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最终导致“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同样,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构思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设想,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乃至以后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文化出现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第二条是国民党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固守旧传统、旧道德与旧习惯;第三条是一批曾接受西学影响又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知识分子试图改造传统文化,建设新儒学。由于近代国情和特殊的政党政治的影响,战后国共两条不同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向,而新儒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展露出锋芒。[1] 国民党固守旧文化的道路显然不合时宜。在世界文明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现代,重新祭起五四时期被打倒的诸如“忠孝节义”等封建礼仪,无非是对历史的嘲弄或文明的倒退。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文化,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在建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状况和社会精神风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人民打破了对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憧憬,重新陷入求索新文化的迷茫。 中国文化需要发展。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第二次革命经过近百年的探索,需要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跨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共产党员要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无疑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搏,适时提出了新世纪应该加强文化建设的任务,是颇具远见的划时代之举,必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发挥承上启下的导向作用。 二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全面开创党的建设新时代的深刻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它自诞生伊始,便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巨大的牺牲。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党的建设迄今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有志之士为谋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敌人强大而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种状况长期没有改变。因此,中国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进行的。 在旧中国,反动阶级掌握政权和武装。广大人民享受不到丝毫民主权利,任何不满或反抗只能遭到更残暴的镇压。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自国民革命失败后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始终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特别注意加强了军队中党的各项建设。 中国共产党以谋求全民族解放为目标,在政治上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相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部分派别结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注意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还逐渐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策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的开展。 为加强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思想和组织建设。1940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堪称近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它解决了在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革命政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的贡献。正是这场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很快赢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一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最后夺取政权。 2.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一化三改,党的建设主要是推动社会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诞生,党的建设面临新的调整与转折。党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五种经济并存,个体私有制约占2/3,与过去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差距。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五大运动,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荡涤旧社会的污毒,使社会风貌焕然一新。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党又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个体私有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于落后的生产力。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胜利以后,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借鉴苏联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阐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论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片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渐渐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3.1956-1976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初步探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及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党的建设的重点是开展政治革命 1957年的整风反右带有明显的政治革命的烙印。不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修改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就为片面强调政治革命,扩大党内政治斗争提供了依据。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错误的批判,60年代提出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部分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广泛开展思想领域内的过火斗争等,使党内政治斗争不断扩大。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场严重的浩劫,也使党内政治斗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试图通过开展政治革命,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党的九大确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四人帮”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冤狱遍地,民怨沸腾,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力水平下降。我国进一步加大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 4.1976-1997年,实行改革开放,逐渐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建设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为提高生产力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很快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城市、教育、科技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与此同时,逐渐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划定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往。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初步形成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如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全面整党的决定,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风,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以后,邓小平赴南方视察。党的十四大完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号召全党经常加强自身建设,努力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5.1997年迄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重视党的建设全面发展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高瞻远瞩地提出跨世纪发展的宏伟战略。江泽民同志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的战斗力,带领人民昂扬跨入新世纪,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十五大以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初步形成全面发展、奋发向上、廉洁自律、加强监督和惩治腐败的崭新气象。 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实现跨世纪的发展?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忠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一思想是在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改革开放实际需要提出来的,从而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曾经历武装斗争、社会改造、政治革命、经济建设四个阶段,那么,“三个代表”在新世纪伊始就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不仅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要求全党在搞好经济的同时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使党的建设跃上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台阶。 三 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近代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与交往日趋频繁,任何国家与民族很难孤立于国际范畴之外。于是,改革开放便成为民族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20世纪中国三代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具有改革开放的远见卓识,囿于时局和环境所限,只有邓小平付诸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民经济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变。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呈现出不断深入和扩大的趋向。然而,在其深化过程中,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存在重重困难和阻力。所以,它的发展不是平稳的持续深入,而是在渐进的基础上,克服阻力,呈现出阶段性跳跃即轮进式深化的特征。 所谓轮进式深化是指某一事物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不断深入的趋势,同时又可以按照内容程度的差异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而每一个新阶段的形成都是前两个阶段经过持续渐进发展后,集中克服重大阻力产生飞跃的结果。新阶段形成后,又进入新一轮渐进发展时期。这样,就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轮进式的发展轨迹。同时,每一次轮进都将伴随产生新的内容,使其发展愈加深入。 造成我国改革开放轮进式深入发展的原因,是生产力与文化力发展的不同特点决定的。在四元互动的社会运行结构中,生产力与文化力互相矛盾,也互相促进。生产力决定文化力,文化力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力落后于文化力时,文化力会拉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文化力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力也必将冲破文化力的束缚,使其产生新的文化力。两者之间生产力相对活跃,文化力则相对稳定。由于文化力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的特点,两者相互适应时,生产力会在文化力的作用下持续稳定发展。一旦互相不适应,或生产力改造文化力,或文化力急速拉动生产力,带动经济的迅速增长。[2]于是,社会便出现轮进式的深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轮次的深入,每次轮进都起源于文化力的推动: 第一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国改革开放发端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灾难不仅造成我国经济的严重损失与倒退,更具危害的是造成人民心灵上的创伤和文化上的扭曲。林彪和“四人帮”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批判“唯生产力论”,形成极左思潮对全国思想和文化界的统治。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形成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禁锢。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造成我国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的局面。尽管党的十一大曾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口号,搞所谓“洋跃进”,但是受左倾思想束缚,我国生产裹足不前,经济发展只是一句空话。 在文化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邓小平率先向传统思想挑战,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逐步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二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深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诸多弊端逐渐显露,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我国鼓励多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又造成许多不规范经济行为产生,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为此,我国自1989年底开始加强治理整顿。1992年春,邓小平赴南方视察,提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全国广泛开展了继续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概括,确定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多种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我国改革开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次轮进是新世纪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发展。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如人们很难自觉地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极容易产生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倾向。尤其是某些领导干部,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直至走上犯罪道路。如胡长清、成克杰之流,贪污腐化,罪大恶极,已经受到严惩。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事件”竟为谋求少数人的私利,使国家蒙受上百亿的损失。据统计,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颁布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达3000多个,党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据《中纪委向党的十六大作的工作报告》“1997年10月至2000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怎样才能更加深入、有效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并遏止腐败现象滋生尤其是清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3]只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才能在新世纪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绝不仅是一句口号所能概括,而具有非凡的划时代意义。对其重要意义的研究,正是深刻理解这一思想丰富内涵的科学前提。【参考文献】 [2] 王同起.试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与相互关系[J].理论与现代化,2000(12) [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11-18. ( 金钥匙   重要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