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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灌输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运用怎么写

浅论灌输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运用范文(5606字)

浅论灌输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运用

一、灌输在学习“三个代表”中运用的基本依据

列宁在《怎么办——我们运http://WWw.LWlM.cOm动中的迫切问题》一文中曾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显然,列宁在这里从两个方面明确阐述了从外面进行灌输的必要性。一是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掌握需要灌输。列宁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运动,必须要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先进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是在劳动群众的斗争实践中产生的,但这种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本身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理论,并且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不可能在劳动群众中自发地产生,更不能形成体系,它必须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不断从外面进行灌输、教育和宣传,劳动群众才能掌握。二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实现需要灌输。列宁认为,要使工人阶级脱离工联主义自发运动的趋向,认清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使其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有觉悟的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并进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必须不断地从外面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最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可见,灌输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也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

灌输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运用,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而且还具有丰富的现实依据。

首先,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渊源上看,必须进行灌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科学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逐步创立起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是同任何科学的思想理论一样,不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自发产物,更不能是在劳动人民的头脑中自发形成的。只有进行反复而有意识的宣传灌输,才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

其次,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上看,必须进行灌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的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只有进行广泛而细致的宣传灌输,才能逐步确立并进一步巩固它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才能有助于引导全党全国人民既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最后,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意义上看,必须进行灌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现阶段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新世纪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只有进行深入而持久的宣传灌输,才能突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强化党的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长期的全局的指导作用,才能使我党在执政兴国中开创一个新局面。

二、灌输在学习“三个代表”中运用的时代契机

当前,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就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务必在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两方面都取得新的成效。各地高校应积极行动,强化领导,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进”工作。因而,从总体上看,大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是积极的、健康的,主流是向上的。绝大多数大学生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政治上要求进步,积极向上;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但是,也不可忽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对大学生政治思想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少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还不能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没有达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如,有一部分学生不关心国家大事,对政治生活冷漠观望、不闻不问,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持怀疑、不信任态度,还滋长了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等不良倾向。试想一个不懂得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怎能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一个不懂得如何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人怎能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一个不懂得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怎能爱民、护民、为民?以上这些现象充分表明,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学生,把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来,是当前高校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众所周知,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灌输论,毛泽东也在抗日战

争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曾几次做了有关灌输的重要指示。这些灌输原理和指示作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灌输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问题:不少人对灌输十分反感或敬而远之,认为灌输论已经过时,不值得提倡,明明正在进行灌输而不敢提灌输。之所以产生上述认识误区,主要是因为没有把灌输教育与注入式教育区别开http://WWw.LWlM.cOm来。于是一提灌输就联想到硬灌、空灌、满堂灌,甚至与抽象、空洞、说教联系在一起,以致放弃甚至否定了灌输。特别是在提倡改革与发展教育教学方法、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势下更是如此。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和想法,其结果严重影响和弱化了人们对先进思想理论的接受和思想觉悟的提高,导致人们信仰不坚定,精神支柱动摇。我们必须懂得,灌输是一个原则,是一种方针,而不能把它简单理解为某一种具体的方法,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经一事,长一智,经过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面对新世纪、新形势的新要求,教育部门开始把灌输提到议事日程,并加以研究其理论,努力掌握其方法。

可见,当前摆在高校面前的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大的政治任务,以及在新形势下教育系统对灌输论的普遍再认识,无疑为灌输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运用,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时代契机。

三、灌输在学习“三个代表”中运用的具体方法

由于有了灌输,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找到了从外面灌输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有了根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有了逻辑起点。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提出要求: “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认真研读江泽民《论‘三个代表’》、《论党的建设》、《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宣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多运用群众的语言,多联系群众身边的事例,多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坚决防止形式主义。”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理、事、情三个方面的基本操作因素。“理”即要懂道理,指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于先要弄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系、原理、观点、内容,懂得学习它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事”即要讲事实,指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理论联系实际,把深奥的理论内涵变成身边的、明了的事实,使群众更容易接受;“情”即要情感化,指在讲道理、摆事实的时候,不能忽视情感的作用,既要在潜移默化中发掘出其哲学含义和理论道理,又要生动活泼、打动人心。而灌输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个基本操作因素的实施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武器,其具体运用方法如下:

在“理”因素上的灌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它涉及面广、系统性强、逻辑性严密。因此,我们决不能过分强调学习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以避免学习的盲目性、随意性和片面性。灌输在“理”因素上的运用方法有课堂灌输、直接灌输、知识灌输、原文灌输等,这种“理”的灌输,并不是教师我讲我素,学生听之任之,更不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生搬硬套,而是要使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保持同步、产生共鸣。只有全面、系统、准确地进行这种“理”的灌输,才能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使学生晓之以理,科学领会和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和精神实质,从而保证学习质量。

在“事’’因素上的灌输。进行高强度的“理”的灌输往往很难为学生所接受,又易感到枯燥、无味。为使学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真情实感,就必须深入群众,注意发现和收集先进人物和先进事例,把群众身边中的感人事迹和生动事例为材料进行宣传灌输。灌输在“事”因素上的运用方法有普遍灌输、个别灌输、典型灌输、现场灌输等,一个好的人物或事例就能成为广大学生认识一种道理的活教材,从而能够有的放失地解决实际问题。实践证明,“事”的灌输能达到以事带理、以事明理、以事服人、以事教人的目的。

在“情”因素上的灌输。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是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情感,学生对道理的认识只会停留在口头上,甚至导致言行不一。为了使学生对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深厚的感情,一定要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与学生学习、生活等需要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进行集中灌输。灌输在“情”因素上的运用方法有活动灌输、形象灌输、环境灌输等。通过丰富多彩的“情”的灌输,逐渐在学生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欲望,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终使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学生自觉的日常行为。

总之,科学性、针对性、启发性是灌输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事、情三个方面的基本操作中所运用方法的主要特色,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增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效性的关键所在。

四、灌输在学习“三个代表”中运用的现实价值

在现实社会中,凡是为当代的社会进步和发展服务、为提高国民素质服务的一切教育活动必定是有价值的,而且其价值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灌输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运用,是净化校园、推动政治文明发展的有效渠道之一。当

前,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各种思想文化相互影响和相互激荡,国内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意识形态观念上的多元化,而高校青年学生作为社会最敏感的群体,极易受到外界影http://WWw.LWlM.cOm响的干扰而发生偏移和动摇。但是由于灌输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运用,能够使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更加坚定,民族精神空前高涨,公民道德建设焕燃一新,校园风气明显好转,从而名副其实地起到消解负面影响、净化和优化校园文化环境、推动政治文明健康发展的作用。

其次,灌输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运用,又是引导学生走社会化之路、推动全面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回顾过去,我国青年学生既有像“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那样的光荣历史,同时也有过像“六·四”反革命暴乱那样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在一个学生的社会化进程中,如果正确掌握科学的、先进的理论,就会使学生变成时代的先觉者、革命的先锋,反之,容易被反动落后的思想所侵蚀,最后堕落成时代前进的拌脚石,甚至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目前,灌输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运用必将对青年学生树立坚定信念,提高明辨是非能力,改造主观世界,以及健全完美人格等方面日益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只要恰如其分地运用灌输,就能够唯物地、辩证地、科学地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和实质,并能提高其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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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个代表”思想解读党史怎么写

“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长期以来,我们是怎样认识党的先进性呢?往往是从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这个视角来论述,比较多地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样说对不对呢?没有错;在处于跨越千年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这就感到需要有新的补充。因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既要有一般性的要求,还要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要求。新时期的党的建设,必须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必须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必须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必须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这不是说,长期以来的“一个代表”说法没有包括另“两个代表”的意思。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讲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时,论述了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可视为涵盖了另“两个代表”之意。但是,像江泽民同志这样明确地将一个“忠实代表”扩展为三个“忠实代表”,并将三个“忠实代表”并列提出,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也是第一次。“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但是它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思路、新的观念,是一个统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性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先进性的新认识,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从党史上的辉煌与挫折看“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有五度光耀世界的伟大辉煌,也发生过四次严重挫折。近8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思想;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上犯的严重错误,归根结底也还在于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弱点,说到底,就是缺乏“三个代表”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不能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一个典范。它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在这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获得了胜利。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比较实际的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度辉煌业绩。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要努力成为“三个代表”,但在革命的征途上,它在某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不一定都能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没有能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对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犯了错误,实际上也就违背了“三个代表”,因而使革命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先后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实行拨乱,进一步搞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理论。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了正确认识的折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熟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就有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接连创造的第二度和第三度辉煌。 从“三个代表”角度反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的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从“三个代表”角度来反思这段历史,前者的实践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后者的实践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在一个时期甚至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解决的。前三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取得了显著成就。随后,根据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占绝对优势,三大改造的任务提前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并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都一帆风顺。党对革命的规律认识清楚了,并不等于对建设的规律能很快掌握。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这就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那么,这段曲折历史与“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呢?就毛泽东同志而言,他在主观上无疑是想坚持“三个代表”的。但是,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因而,在主观愿望上坚持与主要由他决定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否“代表”,则不是一码事。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想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使党更能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完全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 新时期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三个代表” 我们党近80年历史的第三个大的阶段,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鉴于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并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主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我国面临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经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认真反思,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中兴盛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五度辉煌,也是迄今时间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这段辉煌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回顾党的近80年历史,不难看出,在三个大的阶段中,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没有发生像前两个阶段有过的那样大的曲折反复,没有犯那样全局性的大错误。相比较而言,人民付出的牺牲少多了,国家出现的动荡少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局面呢?说到底,又不能不涉及“三个代表”思想。近二十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是努力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获得全面进步。 “三个代表”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偶然的。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在十五大,以党章形式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充满巨大希望的新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党不能不经受新的考验。正确应对国际国内的新问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和部署,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力度治标的同时,更要强调治本。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思路。 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既然邓小平同志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同样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这正是十五大所企盼的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 党史   解读 )

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基础怎么写

“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长期以来,我们是怎样认识党的先进性呢?往往是从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这个视角来论述,比较多地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样说对不对呢?没有错;在处于跨越千年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这就感到需要有新的补充。因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既要有一般性的要求,还要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要求。新时期的党的建设,必须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必须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必须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必须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这不是说,长期以来的“一个代表”说法没有包括另“两个代表”的意思。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讲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时,论述了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可视为涵盖了另“两个代表”之意。但是,像江泽民同志这样明确地将一个“忠实代表”扩展为三个“忠实代表”,并将三个“忠实代表”并列提出,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也是第一次。“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但是它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思路、新的观念,是一个统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性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先进性的新认识,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从党史上的辉煌与挫折看“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有五度光耀世界的伟大辉煌,也发生过四次严重挫折。近8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思想;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上犯的严重错误,归根结底也还在于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弱点,说到底,就是缺乏“三个代表”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不能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一个典范。它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在这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获得了胜利。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比较实际的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度辉煌业绩。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要努力成为“三个代表”,但在革命的征途上,它在某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不一定都能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没有能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对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犯了错误,实际上也就违背了“三个代表”,因而使革命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先后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实行拨乱,进一步搞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理论。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了正确认识的折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熟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就有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接连创造的第二度和第三度辉煌。 从“三个代表”角度反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的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从“三个代表”角度来反思这段历史,前者的实践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后者的实践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在一个时期甚至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解决的。前三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取得了显著成就。随后,根据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占绝对优势,三大改造的任务提前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并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都一帆风顺。党对革命的规律认识清楚了,并不等于对建设的规律能很快掌握。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这就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那么,这段曲折历史与“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呢?就毛泽东同志而言,他在主观上无疑是想坚持“三个代表”的。但是,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因而,在主观愿望上坚持与主要由他决定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否“代表”,则不是一码事。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想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使党更能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完全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 新时期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三个代表” 我们党近80年历史的第三个大的阶段,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鉴于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并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主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我国面临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经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认真反思,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中兴盛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五度辉煌,也是迄今时间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这段辉煌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回顾党的近80年历史,不难看出,在三个大的阶段中,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没有发生像前两个阶段有过的那样大的曲折反复,没有犯那样全局性的大错误。相比较而言,人民付出的牺牲少多了,国家出现的动荡少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局面呢?说到底,又不能不涉及“三个代表”思想。近二十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是努力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获得全面进步。 “三个代表”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偶然的。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在十五大,以党章形式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充满巨大希望的新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党不能不经受新的考验。正确应对国际国内的新问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和部署,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力度治标的同时,更要强调治本。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思路。 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既然邓小平同志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同样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这正是十五大所企盼的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 理论基础   代表 )

“三个代表”思维方式解读怎么写

“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长期以来,我们是怎样认识党的先进性呢?往往是从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这个视角来论述,比较多地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样说对不对呢?没有错;在处于跨越千年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这就感到需要有新的补充。因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既要有一般性的要求,还要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要求。新时期的党的建设,必须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必须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必须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必须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这不是说,长期以来的“一个代表”说法没有包括另“两个代表”的意思。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讲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时,论述了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可视为涵盖了另“两个代表”之意。但是,像江泽民同志这样明确地将一个“忠实代表”扩展为三个“忠实代表”,并将三个“忠实代表”并列提出,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也是第一次。“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但是它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思路、新的观念,是一个统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性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先进性的新认识,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从党史上的辉煌与挫折看“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有五度光耀世界的伟大辉煌,也发生过四次严重挫折。近8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思想;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上犯的严重错误,归根结底也还在于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弱点,说到底,就是缺乏“三个代表”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不能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一个典范。它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在这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获得了胜利。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比较实际的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度辉煌业绩。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要努力成为“三个代表”,但在革命的征途上,它在某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不一定都能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没有能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对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犯了错误,实际上也就违背了“三个代表”,因而使革命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先后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实行拨乱,进一步搞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理论。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了正确认识的折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熟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就有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接连创造的第二度和第三度辉煌。 从“三个代表”角度反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的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从“三个代表”角度来反思这段历史,前者的实践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后者的实践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在一个时期甚至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解决的。前三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取得了显著成就。随后,根据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占绝对优势,三大改造的任务提前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并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都一帆风顺。党对革命的规律认识清楚了,并不等于对建设的规律能很快掌握。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这就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那么,这段曲折历史与“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呢?就毛泽东同志而言,他在主观上无疑是想坚持“三个代表”的。但是,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因而,在主观愿望上坚持与主要由他决定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否“代表”,则不是一码事。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想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使党更能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完全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 新时期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三个代表” 我们党近80年历史的第三个大的阶段,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鉴于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并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主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我国面临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经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认真反思,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中兴盛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五度辉煌,也是迄今时间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这段辉煌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回顾党的近80年历史,不难看出,在三个大的阶段中,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没有发生像前两个阶段有过的那样大的曲折反复,没有犯那样全局性的大错误。相比较而言,人民付出的牺牲少多了,国家出现的动荡少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局面呢?说到底,又不能不涉及“三个代表”思想。近二十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是努力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获得全面进步。 “三个代表”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偶然的。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在十五大,以党章形式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充满巨大希望的新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党不能不经受新的考验。正确应对国际国内的新问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和部署,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力度治标的同时,更要强调治本。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思路。 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既然邓小平同志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同样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这正是十五大所企盼的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 思维方式   解读 )

“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是什么?怎么写

“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长期以来,我们是怎样认识党的先进性呢?往往是从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这个视角来论述,比较多地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样说对不对呢?没有错;在处于跨越千年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这就感到需要有新的补充。因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既要有一般性的要求,还要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要求。新时期的党的建设,必须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必须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必须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必须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这不是说,长期以来的“一个代表”说法没有包括另“两个代表”的意思。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讲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时,论述了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可视为涵盖了另“两个代表”之意。但是,像江泽民同志这样明确地将一个“忠实代表”扩展为三个“忠实代表”,并将三个“忠实代表”并列提出,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也是第一次。“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但是它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思路、新的观念,是一个统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性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先进性的新认识,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从党史上的辉煌与挫折看“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有五度光耀世界的伟大辉煌,也发生过四次严重挫折。近8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思想;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上犯的严重错误,归根结底也还在于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弱点,说到底,就是缺乏“三个代表”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不能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一个典范。它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在这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获得了胜利。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比较实际的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度辉煌业绩。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要努力成为“三个代表”,但在革命的征途上,它在某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不一定都能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没有能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对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犯了错误,实际上也就违背了“三个代表”,因而使革命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先后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实行拨乱,进一步搞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理论。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了正确认识的折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熟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就有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接连创造的第二度和第三度辉煌。 从“三个代表”角度反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的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从“三个代表”角度来反思这段历史,前者的实践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后者的实践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在一个时期甚至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解决的。前三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取得了显著成就。随后,根据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占绝对优势,三大改造的任务提前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并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都一帆风顺。党对革命的规律认识清楚了,并不等于对建设的规律能很快掌握。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这就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那么,这段曲折历史与“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呢?就毛泽东同志而言,他在主观上无疑是想坚持“三个代表”的。但是,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因而,在主观愿望上坚持与主要由他决定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否“代表”,则不是一码事。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想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使党更能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完全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 新时期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三个代表” 我们党近80年历史的第三个大的阶段,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鉴于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并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主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我国面临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经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认真反思,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中兴盛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五度辉煌,也是迄今时间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这段辉煌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回顾党的近80年历史,不难看出,在三个大的阶段中,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没有发生像前两个阶段有过的那样大的曲折反复,没有犯那样全局性的大错误。相比较而言,人民付出的牺牲少多了,国家出现的动荡少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局面呢?说到底,又不能不涉及“三个代表”思想。近二十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是努力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获得全面进步。 “三个代表”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偶然的。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在十五大,以党章形式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充满巨大希望的新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党不能不经受新的考验。正确应对国际国内的新问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和部署,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力度治标的同时,更要强调治本。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思路。 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既然邓小平同志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同样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这正是十五大所企盼的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 思想   代表 )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中心文化建设怎么写

“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长期以来,我们是怎样认识党的先进性呢?往往是从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这个视角来论述,比较多地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样说对不对呢?没有错;在处于跨越千年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这就感到需要有新的补充。因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既要有一般性的要求,还要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要求。新时期的党的建设,必须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必须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必须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必须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这不是说,长期以来的“一个代表”说法没有包括另“两个代表”的意思。在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讲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时,论述了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可视为涵盖了另“两个代表”之意。但是,像江泽民同志这样明确地将一个“忠实代表”扩展为三个“忠实代表”,并将三个“忠实代表”并列提出,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也是第一次。“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但是它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代表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思路、新的观念,是一个统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性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先进性的新认识,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党的近80年历史经验作了最新总结。 从党史上的辉煌与挫折看“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有五度光耀世界的伟大辉煌,也发生过四次严重挫折。近8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思想;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上犯的严重错误,归根结底也还在于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弱点,说到底,就是缺乏“三个代表”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不能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一个典范。它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在这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获得了胜利。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比较实际的了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度辉煌业绩。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要努力成为“三个代表”,但在革命的征途上,它在某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不一定都能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没有能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对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犯了错误,实际上也就违背了“三个代表”,因而使革命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先后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实行拨乱,进一步搞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理论。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了正确认识的折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熟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就有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接连创造的第二度和第三度辉煌。 从“三个代表”角度反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的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从“三个代表”角度来反思这段历史,前者的实践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后者的实践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在一个时期甚至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解决的。前三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取得了显著成就。随后,根据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占绝对优势,三大改造的任务提前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并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都一帆风顺。党对革命的规律认识清楚了,并不等于对建设的规律能很快掌握。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这就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那么,这段曲折历史与“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呢?就毛泽东同志而言,他在主观上无疑是想坚持“三个代表”的。但是,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因而,在主观愿望上坚持与主要由他决定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否“代表”,则不是一码事。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想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使党更能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完全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 新时期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三个代表” 我们党近80年历史的第三个大的阶段,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鉴于过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并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主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我国面临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经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认真反思,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中兴盛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五度辉煌,也是迄今时间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这段辉煌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回顾党的近80年历史,不难看出,在三个大的阶段中,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没有发生像前两个阶段有过的那样大的曲折反复,没有犯那样全局性的大错误。相比较而言,人民付出的牺牲少多了,国家出现的动荡少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局面呢?说到底,又不能不涉及“三个代表”思想。近二十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是努力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获得全面进步。 “三个代表”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偶然的。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在十五大,以党章形式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充满巨大希望的新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党不能不经受新的考验。正确应对国际国内的新问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和部署,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力度治标的同时,更要强调治本。提出“三个代表”,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思路。 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既然邓小平同志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富的“三个代表”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同样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这正是十五大所企盼的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 文化建设   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