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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领会“三个代表”精神进一步做好党员教育工作》范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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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领会“三个代表”精神进一步做好党员教育工作怎么写

深刻领会“三个代表”精神进一步做好党员教育工作范文(5119字)

今年2月, 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及参加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时,就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切实加强党的建设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其中关于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三个代表”的论述,尤其立意深刻,意义深远。他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内在联系上,深刻揭示了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的本质和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为我们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做好党员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
“三个代表”的论述对党的先进性作出了新的、全面而又完整的概括。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诞生那天起就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全党同志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一切方针政策最终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致力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党领导的一切社会实践,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毫无私利、始终代表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党。这就是说,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建设我们党,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的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宝贵经验。“三个代表”的论述,是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就国际环境而言,世界多极化趋势在继续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不断加快,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这既为我们提供了机遇,也使我们党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就国内环境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很重,经济成份、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种种影响,给党的建设带来许多新的课题。历史上产生并遗留下来的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依然时刻影响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中,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不仅对于当前深入开展县(市)“三讲”教育是有力的推动,而且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先进性,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
坚持“三个代表”精神,对党员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共产党员是党的细胞,“三个代表”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从一定意义上讲,取决于党员队伍素质的高低。我们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党员必须具有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党员的这种素质,只有在党组织的长期培养教育和自身的不懈努力下才能逐步形成和提高。加强党员教育,是提高党员素质的根本途径。毛泽东曾经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艰巨任务,各级党组织应当自觉地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加强党的建设,重视抓好教育党员、提高党员队伍素质的工作。
应当肯定,过去几年,我们省的党员教育工作是有成绩的,对提高党员队伍素质、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我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广大共产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力拚搏、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党员。周福坤、李常水、艾爱国、郭树人等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但是也要看到,党员教育工作同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相比,也存在一些差距,主要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尚不够有力,不少地方的工作缺乏针对性和吸引力,有些党组织对这项工作还不够重视。党员队伍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与“三个代表”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有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的党员思想观念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认识跟不上迅速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二是相当一些党员掌握新知识不够,缺少在本职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本领。三是有的党员理想、信念动摇,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在少数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中存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战斗力,我们绝不能无动于衷,任其发展,必须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论述的要求,以“提高素质,增强党性”为目标,高度重视和进一步加强党员教育工作,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员教育,在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上,既要继承我们党行之有效的优良传统,又要适应新的形势、任务和党员队伍的新情况,不断加以改革和创新。
在党员教育内容上,当前应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教育:一是加强邓小平理论教育。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揭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与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学习邓小平理论,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就很难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很难有坚强的党性,也就谈不上是体现“三个代表”要求的真正的先进分子。我们一定要改变一些党的组织埋头于具体事务,不重视党员理论学习的状况。要把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党员作为党员教育和整个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党员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掌握贯串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以指导自己的工作和主观世界的改造。
二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这一远大理想,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之所在。现在有的党员理想信念动摇,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信心不足,摇来摆去。各级党组织必须认识到讲理想信念和坚持“三个代表”的一致性,大力加强对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坚定广大党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并教育引导党员在为实现现阶段纲领而努力奋斗的同时,始终不忘共产主义远大目标。
三是加强党的宗旨教育。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先进文化,说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群众的富裕和幸福。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要求每个党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员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法则参加生产经营活动,但是不能把自己混同于普通商品生产经营者,而应遵循党性原则,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时下,在各种利欲的诱惑下,一些党员宗旨观念淡薄,与民争利,有的甚至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政策和制度规定以外的私利。这是与“三个代表”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各级党组织必须大力加强对党员的根本宗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自觉做到多作贡献,少讲索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清正廉洁,克己奉公。
四是加强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是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智力条件。列宁曾经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共产党员如果科学文化知识贫乏,没有为人民服务和在本职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本领,在群众中就没有示范力、影响力、号召力。要使共产党员真正成为体现“三个代表”要求的先进分子,必须引导党员学习反映当代世界发展和做好本职工作所必需的知识,提高其科学文化知识素养和业务能力。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党员教育,必须大力采用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求的方式方法。要摒弃那种把党员教育与经济工作割裂开来的做法。可以开展融党员教育与经济工作于一体的生动活泼的主题活动,如我们省全省及一些市州开展的“先锋工程”、“双学双带”、“三心三为”活动,把党员教育与经济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不仅要组织一些必要的辅导课,而且要采取党员乐于接受的双向交流、说服疏导的办法进行教育。要根据党员因参与经济活动和其他业务活动而比较分散、流动性大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要把思想教育与典型示范、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增强党员教育的直观性。要把电化教育、大众传媒手段引入党员教育,不断提高党员教育手段的现代化水平。
(四)
要搞好党员教育工作,各级党组织必须根据我们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党员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当前在实践中要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把党员教育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表明,党的建设是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密不可分的。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自身状况,说到底是为了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和政治任务的实现,将“三个代表”的要求付诸实践。党员教育工作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必须紧密结合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践来进行,绝不能脱离贯彻基本路线的实践搞教育。要通过抓好党员教育工作,提高党员素质,充分发挥党员在贯彻基本路线实践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用贯彻基本路线的实践,用完成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工作任务的实际效果,来检验党员教育工作的成效,并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生动活泼的内容及时吸收到党建工作中来,使党员教育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富有成效。
二是把党员教育的统一性和层次性结合起来。无论对哪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对他们的基本要求都是一致的,都必须具备党章规定的条件,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这样,才能成为体现“三个代表”要求的先进分子。因此,任何一个地方和部门的党员教育工作,都必须按照党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去进行,这是党员教育的统一性。不讲这种统一性,就会丧失党员教育工作的原则性。但是,我们省有290多万党员, 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很大,年龄党龄有差异,受教育的程度有差异,职业职务也有差异。这就需要在坚持党员教育统一性、原则性的同时,注意层次性,加强针对性。要根据不同党员的不同情况,从他们现有的实际出发,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对他们应发挥的作用提出不同的要求。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党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在原有基础和水准上得到新的提高。
三是把加强教育和加强监督结合起来。要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性,使其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发挥作用,既离不开教育,也离不开严格的监督。对党员进行教育,就是用先进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去武装党员头脑,使之转化为党员的内心信念,从而防止和克服种种错误、落后、愚昧的思想,以提高党员素质的过程。对党员进行监督,则是党的组织、党内其他同志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按照党的制度和纪律的要求,以外在的力量去约束其行为的过程。教育和监督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不抓教育,只讲监督,党员的党性觉悟没有提高,自律意识没有增强,监督也搞不好。但只讲教育,不抓监督,没有约束,教育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在实践中,应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四是把启动党员的内在积极性与加强党员教育队伍建设结合起来。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员教育,应在启动党员的内在积极性上下功夫,把启动党员的内在积极性和发挥党员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引导作用结合起来。要按照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注意引导党员在重视学习和实践的基础上,立足于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同时,要加强党员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其教育引导作用。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党员教育工作者更应该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学习,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把身教和言教结合起来;要努力钻研党员教育规律,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知识品位,增强做好党员教育工作的本领。这样,党员教育工作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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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怎么写

【原文出处】唐都学刊【原刊地名】西安【原刊期号】200302【原刊页号】40~44【分 类 号】D2【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200309【 标 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 作 者】王同起【作者简介】王同起 天津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教授(天津 300073)【内容提要】“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它是中国文化发展两次重大质变中后一质变的继续和新的里程碑;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看,是继武装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经济文化革命之后,开创了经济革命并举的新时期;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则清楚地表现为第三次轮进式发展的重要开端。【摘 要 题】学习园地•历史地位【关 键 词】“三个代表”/意义/新思考【 正 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对于解读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加强新世纪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大有裨益。 一 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鲜明的新时代文化建设导向作用。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文化生命力极强。当古印度文明遇到雅利安人入侵哈拉巴文化泯灭,巴比伦文明遭受亚述人洗劫而夭折,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只剩下残存的遗迹和少量书卷时,中国文化却不断兼容其他异域文化,呈现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直到近代,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才风光不再独享。经历数千年发展与变迁,华夏文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质变: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形成维护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纲常思想;另一次是近代的文化探索,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旨在寻找适合新时期发展的中国文化建设道路。前一次质变,确立了儒家学说的领导地位,并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统治人们思想达两千年之久,迄今仍在社会各层面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后一次质变,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兼容周边异域文化而不被同化,根基于自身的先进性。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社会形态比较发达,既有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完备的国家机器,还有深入社会各阶层适合封建社会结构运行的伦理道德观。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经过长期演变,远远超过周边异邦蕞尔小国或社会形态尚欠完善的少数民族。因此,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后,也被儒家文化所同化,并形成更具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文化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所面对的是社会形态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不能像以往那样将其兼容。于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中西体用之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习俗、旧传统,为中国人民展现出一条寻求光明的通道。其直接影响便是造成中国文化向“世界化”发展,即完全抛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五四”以后,我国文化界几度出现中西之争,复古思想亦曾喧嚣一时,但总趋势仍是西方文化的传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化大规模向民族化复归凸显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民族抗战,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文化也随之得到张扬。如这一时期文艺领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最终导致“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同样,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构思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设想,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乃至以后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文化出现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第二条是国民党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固守旧传统、旧道德与旧习惯;第三条是一批曾接受西学影响又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知识分子试图改造传统文化,建设新儒学。由于近代国情和特殊的政党政治的影响,战后国共两条不同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向,而新儒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展露出锋芒。[1] 国民党固守旧文化的道路显然不合时宜。在世界文明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现代,重新祭起五四时期被打倒的诸如“忠孝节义”等封建礼仪,无非是对历史的嘲弄或文明的倒退。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文化,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在建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状况和社会精神风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人民打破了对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憧憬,重新陷入求索新文化的迷茫。 中国文化需要发展。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第二次革命经过近百年的探索,需要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跨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共产党员要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无疑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搏,适时提出了新世纪应该加强文化建设的任务,是颇具远见的划时代之举,必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发挥承上启下的导向作用。 二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全面开创党的建设新时代的深刻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它自诞生伊始,便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巨大的牺牲。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党的建设迄今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有志之士为谋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敌人强大而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种状况长期没有改变。因此,中国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进行的。 在旧中国,反动阶级掌握政权和武装。广大人民享受不到丝毫民主权利,任何不满或反抗只能遭到更残暴的镇压。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自国民革命失败后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始终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特别注意加强了军队中党的各项建设。 中国共产党以谋求全民族解放为目标,在政治上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相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部分派别结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注意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还逐渐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策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的开展。 为加强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思想和组织建设。1940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堪称近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它解决了在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革命政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的贡献。正是这场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很快赢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一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最后夺取政权。 2.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一化三改,党的建设主要是推动社会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诞生,党的建设面临新的调整与转折。党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五种经济并存,个体私有制约占2/3,与过去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差距。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五大运动,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荡涤旧社会的污毒,使社会风貌焕然一新。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党又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个体私有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于落后的生产力。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胜利以后,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借鉴苏联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阐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论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片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渐渐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3.1956-1976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初步探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及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党的建设的重点是开展政治革命 1957年的整风反右带有明显的政治革命的烙印。不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修改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就为片面强调政治革命,扩大党内政治斗争提供了依据。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错误的批判,60年代提出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部分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广泛开展思想领域内的过火斗争等,使党内政治斗争不断扩大。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场严重的浩劫,也使党内政治斗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试图通过开展政治革命,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党的九大确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四人帮”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冤狱遍地,民怨沸腾,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力水平下降。我国进一步加大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 4.1976-1997年,实行改革开放,逐渐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建设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为提高生产力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很快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城市、教育、科技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与此同时,逐渐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划定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往。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初步形成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如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全面整党的决定,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风,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以后,邓小平赴南方视察。党的十四大完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号召全党经常加强自身建设,努力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5.1997年迄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重视党的建设全面发展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高瞻远瞩地提出跨世纪发展的宏伟战略。江泽民同志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的战斗力,带领人民昂扬跨入新世纪,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十五大以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初步形成全面发展、奋发向上、廉洁自律、加强监督和惩治腐败的崭新气象。 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实现跨世纪的发展?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忠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一思想是在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改革开放实际需要提出来的,从而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曾经历武装斗争、社会改造、政治革命、经济建设四个阶段,那么,“三个代表”在新世纪伊始就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不仅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要求全党在搞好经济的同时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使党的建设跃上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台阶。 三 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近代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与交往日趋频繁,任何国家与民族很难孤立于国际范畴之外。于是,改革开放便成为民族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20世纪中国三代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具有改革开放的远见卓识,囿于时局和环境所限,只有邓小平付诸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民经济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变。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呈现出不断深入和扩大的趋向。然而,在其深化过程中,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存在重重困难和阻力。所以,它的发展不是平稳的持续深入,而是在渐进的基础上,克服阻力,呈现出阶段性跳跃即轮进式深化的特征。 所谓轮进式深化是指某一事物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不断深入的趋势,同时又可以按照内容程度的差异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而每一个新阶段的形成都是前两个阶段经过持续渐进发展后,集中克服重大阻力产生飞跃的结果。新阶段形成后,又进入新一轮渐进发展时期。这样,就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轮进式的发展轨迹。同时,每一次轮进都将伴随产生新的内容,使其发展愈加深入。 造成我国改革开放轮进式深入发展的原因,是生产力与文化力发展的不同特点决定的。在四元互动的社会运行结构中,生产力与文化力互相矛盾,也互相促进。生产力决定文化力,文化力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力落后于文化力时,文化力会拉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文化力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力也必将冲破文化力的束缚,使其产生新的文化力。两者之间生产力相对活跃,文化力则相对稳定。由于文化力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的特点,两者相互适应时,生产力会在文化力的作用下持续稳定发展。一旦互相不适应,或生产力改造文化力,或文化力急速拉动生产力,带动经济的迅速增长。[2]于是,社会便出现轮进式的深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轮次的深入,每次轮进都起源于文化力的推动: 第一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国改革开放发端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灾难不仅造成我国经济的严重损失与倒退,更具危害的是造成人民心灵上的创伤和文化上的扭曲。林彪和“四人帮”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批判“唯生产力论”,形成极左思潮对全国思想和文化界的统治。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形成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禁锢。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造成我国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的局面。尽管党的十一大曾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口号,搞所谓“洋跃进”,但是受左倾思想束缚,我国生产裹足不前,经济发展只是一句空话。 在文化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邓小平率先向传统思想挑战,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逐步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二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深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诸多弊端逐渐显露,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我国鼓励多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又造成许多不规范经济行为产生,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为此,我国自1989年底开始加强治理整顿。1992年春,邓小平赴南方视察,提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全国广泛开展了继续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概括,确定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多种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我国改革开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次轮进是新世纪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发展。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如人们很难自觉地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极容易产生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倾向。尤其是某些领导干部,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直至走上犯罪道路。如胡长清、成克杰之流,贪污腐化,罪大恶极,已经受到严惩。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事件”竟为谋求少数人的私利,使国家蒙受上百亿的损失。据统计,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颁布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达3000多个,党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据《中纪委向党的十六大作的工作报告》“1997年10月至2000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怎样才能更加深入、有效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并遏止腐败现象滋生尤其是清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3]只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才能在新世纪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绝不仅是一句口号所能概括,而具有非凡的划时代意义。对其重要意义的研究,正是深刻理解这一思想丰富内涵的科学前提。【参考文献】 [2] 王同起.试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与相互关系[J].理论与现代化,2000(12) [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11-18. ( 重要思想   意义 )

工会应努力成为实践“三个代表”的群众组织怎么写

【原文出处】唐都学刊【原刊地名】西安【原刊期号】200302【原刊页号】40~44【分 类 号】D2【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200309【 标 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 作 者】王同起【作者简介】王同起 天津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教授(天津 300073)【内容提要】“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它是中国文化发展两次重大质变中后一质变的继续和新的里程碑;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看,是继武装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经济文化革命之后,开创了经济革命并举的新时期;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则清楚地表现为第三次轮进式发展的重要开端。【摘 要 题】学习园地•历史地位【关 键 词】“三个代表”/意义/新思考【 正 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对于解读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加强新世纪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大有裨益。 一 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鲜明的新时代文化建设导向作用。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文化生命力极强。当古印度文明遇到雅利安人入侵哈拉巴文化泯灭,巴比伦文明遭受亚述人洗劫而夭折,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只剩下残存的遗迹和少量书卷时,中国文化却不断兼容其他异域文化,呈现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直到近代,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才风光不再独享。经历数千年发展与变迁,华夏文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质变: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形成维护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纲常思想;另一次是近代的文化探索,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旨在寻找适合新时期发展的中国文化建设道路。前一次质变,确立了儒家学说的领导地位,并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统治人们思想达两千年之久,迄今仍在社会各层面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后一次质变,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兼容周边异域文化而不被同化,根基于自身的先进性。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社会形态比较发达,既有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完备的国家机器,还有深入社会各阶层适合封建社会结构运行的伦理道德观。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经过长期演变,远远超过周边异邦蕞尔小国或社会形态尚欠完善的少数民族。因此,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后,也被儒家文化所同化,并形成更具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文化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所面对的是社会形态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不能像以往那样将其兼容。于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中西体用之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习俗、旧传统,为中国人民展现出一条寻求光明的通道。其直接影响便是造成中国文化向“世界化”发展,即完全抛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五四”以后,我国文化界几度出现中西之争,复古思想亦曾喧嚣一时,但总趋势仍是西方文化的传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化大规模向民族化复归凸显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民族抗战,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文化也随之得到张扬。如这一时期文艺领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最终导致“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同样,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构思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设想,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乃至以后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文化出现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第二条是国民党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固守旧传统、旧道德与旧习惯;第三条是一批曾接受西学影响又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知识分子试图改造传统文化,建设新儒学。由于近代国情和特殊的政党政治的影响,战后国共两条不同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向,而新儒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展露出锋芒。[1] 国民党固守旧文化的道路显然不合时宜。在世界文明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现代,重新祭起五四时期被打倒的诸如“忠孝节义”等封建礼仪,无非是对历史的嘲弄或文明的倒退。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文化,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在建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状况和社会精神风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人民打破了对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憧憬,重新陷入求索新文化的迷茫。 中国文化需要发展。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第二次革命经过近百年的探索,需要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跨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共产党员要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无疑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搏,适时提出了新世纪应该加强文化建设的任务,是颇具远见的划时代之举,必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发挥承上启下的导向作用。 二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全面开创党的建设新时代的深刻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它自诞生伊始,便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巨大的牺牲。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党的建设迄今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有志之士为谋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敌人强大而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种状况长期没有改变。因此,中国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进行的。 在旧中国,反动阶级掌握政权和武装。广大人民享受不到丝毫民主权利,任何不满或反抗只能遭到更残暴的镇压。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自国民革命失败后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始终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特别注意加强了军队中党的各项建设。 中国共产党以谋求全民族解放为目标,在政治上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相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部分派别结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注意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还逐渐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策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的开展。 为加强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思想和组织建设。1940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堪称近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它解决了在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革命政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的贡献。正是这场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很快赢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一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最后夺取政权。 2.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一化三改,党的建设主要是推动社会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诞生,党的建设面临新的调整与转折。党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五种经济并存,个体私有制约占2/3,与过去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差距。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五大运动,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荡涤旧社会的污毒,使社会风貌焕然一新。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党又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个体私有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于落后的生产力。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胜利以后,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借鉴苏联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阐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论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片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渐渐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3.1956-1976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初步探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及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党的建设的重点是开展政治革命 1957年的整风反右带有明显的政治革命的烙印。不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修改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就为片面强调政治革命,扩大党内政治斗争提供了依据。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错误的批判,60年代提出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部分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广泛开展思想领域内的过火斗争等,使党内政治斗争不断扩大。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场严重的浩劫,也使党内政治斗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试图通过开展政治革命,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党的九大确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四人帮”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冤狱遍地,民怨沸腾,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力水平下降。我国进一步加大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 4.1976-1997年,实行改革开放,逐渐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建设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为提高生产力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很快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城市、教育、科技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与此同时,逐渐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划定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往。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初步形成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如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全面整党的决定,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风,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以后,邓小平赴南方视察。党的十四大完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号召全党经常加强自身建设,努力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5.1997年迄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重视党的建设全面发展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高瞻远瞩地提出跨世纪发展的宏伟战略。江泽民同志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的战斗力,带领人民昂扬跨入新世纪,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十五大以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初步形成全面发展、奋发向上、廉洁自律、加强监督和惩治腐败的崭新气象。 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实现跨世纪的发展?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忠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一思想是在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改革开放实际需要提出来的,从而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曾经历武装斗争、社会改造、政治革命、经济建设四个阶段,那么,“三个代表”在新世纪伊始就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不仅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要求全党在搞好经济的同时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使党的建设跃上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台阶。 三 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近代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与交往日趋频繁,任何国家与民族很难孤立于国际范畴之外。于是,改革开放便成为民族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20世纪中国三代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具有改革开放的远见卓识,囿于时局和环境所限,只有邓小平付诸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民经济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变。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呈现出不断深入和扩大的趋向。然而,在其深化过程中,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存在重重困难和阻力。所以,它的发展不是平稳的持续深入,而是在渐进的基础上,克服阻力,呈现出阶段性跳跃即轮进式深化的特征。 所谓轮进式深化是指某一事物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不断深入的趋势,同时又可以按照内容程度的差异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而每一个新阶段的形成都是前两个阶段经过持续渐进发展后,集中克服重大阻力产生飞跃的结果。新阶段形成后,又进入新一轮渐进发展时期。这样,就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轮进式的发展轨迹。同时,每一次轮进都将伴随产生新的内容,使其发展愈加深入。 造成我国改革开放轮进式深入发展的原因,是生产力与文化力发展的不同特点决定的。在四元互动的社会运行结构中,生产力与文化力互相矛盾,也互相促进。生产力决定文化力,文化力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力落后于文化力时,文化力会拉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文化力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力也必将冲破文化力的束缚,使其产生新的文化力。两者之间生产力相对活跃,文化力则相对稳定。由于文化力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的特点,两者相互适应时,生产力会在文化力的作用下持续稳定发展。一旦互相不适应,或生产力改造文化力,或文化力急速拉动生产力,带动经济的迅速增长。[2]于是,社会便出现轮进式的深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轮次的深入,每次轮进都起源于文化力的推动: 第一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国改革开放发端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灾难不仅造成我国经济的严重损失与倒退,更具危害的是造成人民心灵上的创伤和文化上的扭曲。林彪和“四人帮”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批判“唯生产力论”,形成极左思潮对全国思想和文化界的统治。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形成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禁锢。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造成我国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的局面。尽管党的十一大曾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口号,搞所谓“洋跃进”,但是受左倾思想束缚,我国生产裹足不前,经济发展只是一句空话。 在文化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邓小平率先向传统思想挑战,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逐步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二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深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诸多弊端逐渐显露,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我国鼓励多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又造成许多不规范经济行为产生,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为此,我国自1989年底开始加强治理整顿。1992年春,邓小平赴南方视察,提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全国广泛开展了继续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概括,确定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多种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我国改革开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次轮进是新世纪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发展。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如人们很难自觉地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极容易产生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倾向。尤其是某些领导干部,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直至走上犯罪道路。如胡长清、成克杰之流,贪污腐化,罪大恶极,已经受到严惩。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事件”竟为谋求少数人的私利,使国家蒙受上百亿的损失。据统计,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颁布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达3000多个,党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据《中纪委向党的十六大作的工作报告》“1997年10月至2000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怎样才能更加深入、有效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并遏止腐败现象滋生尤其是清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3]只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才能在新世纪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绝不仅是一句口号所能概括,而具有非凡的划时代意义。对其重要意义的研究,正是深刻理解这一思想丰富内涵的科学前提。【参考文献】 [2] 王同起.试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与相互关系[J].理论与现代化,2000(12) [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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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郭斌同志学习 忠实践行“三个代表”怎么写

【原文出处】唐都学刊【原刊地名】西安【原刊期号】200302【原刊页号】40~44【分 类 号】D2【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200309【 标 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 作 者】王同起【作者简介】王同起 天津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教授(天津 300073)【内容提要】“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它是中国文化发展两次重大质变中后一质变的继续和新的里程碑;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看,是继武装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经济文化革命之后,开创了经济革命并举的新时期;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则清楚地表现为第三次轮进式发展的重要开端。【摘 要 题】学习园地•历史地位【关 键 词】“三个代表”/意义/新思考【 正 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对于解读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加强新世纪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大有裨益。 一 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鲜明的新时代文化建设导向作用。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文化生命力极强。当古印度文明遇到雅利安人入侵哈拉巴文化泯灭,巴比伦文明遭受亚述人洗劫而夭折,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只剩下残存的遗迹和少量书卷时,中国文化却不断兼容其他异域文化,呈现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直到近代,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才风光不再独享。经历数千年发展与变迁,华夏文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质变: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形成维护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纲常思想;另一次是近代的文化探索,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旨在寻找适合新时期发展的中国文化建设道路。前一次质变,确立了儒家学说的领导地位,并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统治人们思想达两千年之久,迄今仍在社会各层面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后一次质变,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兼容周边异域文化而不被同化,根基于自身的先进性。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社会形态比较发达,既有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完备的国家机器,还有深入社会各阶层适合封建社会结构运行的伦理道德观。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经过长期演变,远远超过周边异邦蕞尔小国或社会形态尚欠完善的少数民族。因此,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后,也被儒家文化所同化,并形成更具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文化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所面对的是社会形态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不能像以往那样将其兼容。于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中西体用之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习俗、旧传统,为中国人民展现出一条寻求光明的通道。其直接影响便是造成中国文化向“世界化”发展,即完全抛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五四”以后,我国文化界几度出现中西之争,复古思想亦曾喧嚣一时,但总趋势仍是西方文化的传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化大规模向民族化复归凸显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民族抗战,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文化也随之得到张扬。如这一时期文艺领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最终导致“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同样,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构思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设想,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乃至以后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文化出现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第二条是国民党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固守旧传统、旧道德与旧习惯;第三条是一批曾接受西学影响又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知识分子试图改造传统文化,建设新儒学。由于近代国情和特殊的政党政治的影响,战后国共两条不同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向,而新儒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展露出锋芒。[1] 国民党固守旧文化的道路显然不合时宜。在世界文明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现代,重新祭起五四时期被打倒的诸如“忠孝节义”等封建礼仪,无非是对历史的嘲弄或文明的倒退。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文化,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在建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状况和社会精神风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人民打破了对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憧憬,重新陷入求索新文化的迷茫。 中国文化需要发展。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第二次革命经过近百年的探索,需要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跨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共产党员要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无疑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搏,适时提出了新世纪应该加强文化建设的任务,是颇具远见的划时代之举,必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发挥承上启下的导向作用。 二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全面开创党的建设新时代的深刻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它自诞生伊始,便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巨大的牺牲。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党的建设迄今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有志之士为谋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敌人强大而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种状况长期没有改变。因此,中国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进行的。 在旧中国,反动阶级掌握政权和武装。广大人民享受不到丝毫民主权利,任何不满或反抗只能遭到更残暴的镇压。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自国民革命失败后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始终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特别注意加强了军队中党的各项建设。 中国共产党以谋求全民族解放为目标,在政治上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相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部分派别结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注意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还逐渐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策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的开展。 为加强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思想和组织建设。1940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堪称近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它解决了在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革命政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的贡献。正是这场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很快赢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一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最后夺取政权。 2.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一化三改,党的建设主要是推动社会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诞生,党的建设面临新的调整与转折。党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五种经济并存,个体私有制约占2/3,与过去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差距。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五大运动,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荡涤旧社会的污毒,使社会风貌焕然一新。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党又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个体私有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于落后的生产力。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胜利以后,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借鉴苏联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阐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论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片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渐渐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3.1956-1976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初步探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及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党的建设的重点是开展政治革命 1957年的整风反右带有明显的政治革命的烙印。不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修改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就为片面强调政治革命,扩大党内政治斗争提供了依据。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错误的批判,60年代提出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部分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广泛开展思想领域内的过火斗争等,使党内政治斗争不断扩大。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场严重的浩劫,也使党内政治斗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试图通过开展政治革命,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党的九大确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四人帮”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冤狱遍地,民怨沸腾,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力水平下降。我国进一步加大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 4.1976-1997年,实行改革开放,逐渐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建设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为提高生产力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很快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城市、教育、科技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与此同时,逐渐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划定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往。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初步形成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如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全面整党的决定,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风,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以后,邓小平赴南方视察。党的十四大完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号召全党经常加强自身建设,努力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5.1997年迄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重视党的建设全面发展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高瞻远瞩地提出跨世纪发展的宏伟战略。江泽民同志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的战斗力,带领人民昂扬跨入新世纪,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十五大以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初步形成全面发展、奋发向上、廉洁自律、加强监督和惩治腐败的崭新气象。 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实现跨世纪的发展?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忠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一思想是在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改革开放实际需要提出来的,从而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曾经历武装斗争、社会改造、政治革命、经济建设四个阶段,那么,“三个代表”在新世纪伊始就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不仅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要求全党在搞好经济的同时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使党的建设跃上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台阶。 三 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近代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与交往日趋频繁,任何国家与民族很难孤立于国际范畴之外。于是,改革开放便成为民族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20世纪中国三代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具有改革开放的远见卓识,囿于时局和环境所限,只有邓小平付诸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民经济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变。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呈现出不断深入和扩大的趋向。然而,在其深化过程中,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存在重重困难和阻力。所以,它的发展不是平稳的持续深入,而是在渐进的基础上,克服阻力,呈现出阶段性跳跃即轮进式深化的特征。 所谓轮进式深化是指某一事物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不断深入的趋势,同时又可以按照内容程度的差异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而每一个新阶段的形成都是前两个阶段经过持续渐进发展后,集中克服重大阻力产生飞跃的结果。新阶段形成后,又进入新一轮渐进发展时期。这样,就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轮进式的发展轨迹。同时,每一次轮进都将伴随产生新的内容,使其发展愈加深入。 造成我国改革开放轮进式深入发展的原因,是生产力与文化力发展的不同特点决定的。在四元互动的社会运行结构中,生产力与文化力互相矛盾,也互相促进。生产力决定文化力,文化力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力落后于文化力时,文化力会拉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文化力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力也必将冲破文化力的束缚,使其产生新的文化力。两者之间生产力相对活跃,文化力则相对稳定。由于文化力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的特点,两者相互适应时,生产力会在文化力的作用下持续稳定发展。一旦互相不适应,或生产力改造文化力,或文化力急速拉动生产力,带动经济的迅速增长。[2]于是,社会便出现轮进式的深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轮次的深入,每次轮进都起源于文化力的推动: 第一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国改革开放发端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灾难不仅造成我国经济的严重损失与倒退,更具危害的是造成人民心灵上的创伤和文化上的扭曲。林彪和“四人帮”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批判“唯生产力论”,形成极左思潮对全国思想和文化界的统治。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形成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禁锢。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造成我国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的局面。尽管党的十一大曾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口号,搞所谓“洋跃进”,但是受左倾思想束缚,我国生产裹足不前,经济发展只是一句空话。 在文化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邓小平率先向传统思想挑战,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逐步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二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深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诸多弊端逐渐显露,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我国鼓励多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又造成许多不规范经济行为产生,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为此,我国自1989年底开始加强治理整顿。1992年春,邓小平赴南方视察,提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全国广泛开展了继续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概括,确定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多种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我国改革开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次轮进是新世纪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发展。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如人们很难自觉地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极容易产生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倾向。尤其是某些领导干部,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直至走上犯罪道路。如胡长清、成克杰之流,贪污腐化,罪大恶极,已经受到严惩。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事件”竟为谋求少数人的私利,使国家蒙受上百亿的损失。据统计,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颁布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达3000多个,党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据《中纪委向党的十六大作的工作报告》“1997年10月至2000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怎样才能更加深入、有效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并遏止腐败现象滋生尤其是清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3]只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才能在新世纪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绝不仅是一句口号所能概括,而具有非凡的划时代意义。对其重要意义的研究,正是深刻理解这一思想丰富内涵的科学前提。【参考文献】 [2] 王同起.试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与相互关系[J].理论与现代化,2000(12) [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11-18. ( 践行   忠实 )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筹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写

【原文出处】唐都学刊【原刊地名】西安【原刊期号】200302【原刊页号】40~44【分 类 号】D2【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200309【 标 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 作 者】王同起【作者简介】王同起 天津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教授(天津 300073)【内容提要】“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它是中国文化发展两次重大质变中后一质变的继续和新的里程碑;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看,是继武装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经济文化革命之后,开创了经济革命并举的新时期;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则清楚地表现为第三次轮进式发展的重要开端。【摘 要 题】学习园地•历史地位【关 键 词】“三个代表”/意义/新思考【 正 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对于解读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加强新世纪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大有裨益。 一 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鲜明的新时代文化建设导向作用。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文化生命力极强。当古印度文明遇到雅利安人入侵哈拉巴文化泯灭,巴比伦文明遭受亚述人洗劫而夭折,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只剩下残存的遗迹和少量书卷时,中国文化却不断兼容其他异域文化,呈现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直到近代,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才风光不再独享。经历数千年发展与变迁,华夏文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质变: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形成维护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纲常思想;另一次是近代的文化探索,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旨在寻找适合新时期发展的中国文化建设道路。前一次质变,确立了儒家学说的领导地位,并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统治人们思想达两千年之久,迄今仍在社会各层面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后一次质变,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兼容周边异域文化而不被同化,根基于自身的先进性。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社会形态比较发达,既有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完备的国家机器,还有深入社会各阶层适合封建社会结构运行的伦理道德观。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经过长期演变,远远超过周边异邦蕞尔小国或社会形态尚欠完善的少数民族。因此,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后,也被儒家文化所同化,并形成更具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文化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所面对的是社会形态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不能像以往那样将其兼容。于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中西体用之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习俗、旧传统,为中国人民展现出一条寻求光明的通道。其直接影响便是造成中国文化向“世界化”发展,即完全抛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五四”以后,我国文化界几度出现中西之争,复古思想亦曾喧嚣一时,但总趋势仍是西方文化的传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化大规模向民族化复归凸显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民族抗战,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文化也随之得到张扬。如这一时期文艺领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最终导致“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同样,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构思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设想,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乃至以后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文化出现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第二条是国民党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固守旧传统、旧道德与旧习惯;第三条是一批曾接受西学影响又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知识分子试图改造传统文化,建设新儒学。由于近代国情和特殊的政党政治的影响,战后国共两条不同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向,而新儒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展露出锋芒。[1] 国民党固守旧文化的道路显然不合时宜。在世界文明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现代,重新祭起五四时期被打倒的诸如“忠孝节义”等封建礼仪,无非是对历史的嘲弄或文明的倒退。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文化,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在建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状况和社会精神风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人民打破了对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憧憬,重新陷入求索新文化的迷茫。 中国文化需要发展。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第二次革命经过近百年的探索,需要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跨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共产党员要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无疑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搏,适时提出了新世纪应该加强文化建设的任务,是颇具远见的划时代之举,必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发挥承上启下的导向作用。 二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全面开创党的建设新时代的深刻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它自诞生伊始,便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巨大的牺牲。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党的建设迄今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有志之士为谋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敌人强大而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种状况长期没有改变。因此,中国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进行的。 在旧中国,反动阶级掌握政权和武装。广大人民享受不到丝毫民主权利,任何不满或反抗只能遭到更残暴的镇压。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自国民革命失败后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始终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特别注意加强了军队中党的各项建设。 中国共产党以谋求全民族解放为目标,在政治上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相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部分派别结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注意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还逐渐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策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的开展。 为加强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思想和组织建设。1940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堪称近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它解决了在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革命政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的贡献。正是这场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很快赢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一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最后夺取政权。 2.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一化三改,党的建设主要是推动社会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诞生,党的建设面临新的调整与转折。党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五种经济并存,个体私有制约占2/3,与过去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差距。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五大运动,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荡涤旧社会的污毒,使社会风貌焕然一新。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党又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个体私有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于落后的生产力。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胜利以后,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借鉴苏联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阐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论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片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渐渐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3.1956-1976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初步探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及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党的建设的重点是开展政治革命 1957年的整风反右带有明显的政治革命的烙印。不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修改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就为片面强调政治革命,扩大党内政治斗争提供了依据。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错误的批判,60年代提出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部分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广泛开展思想领域内的过火斗争等,使党内政治斗争不断扩大。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场严重的浩劫,也使党内政治斗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试图通过开展政治革命,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党的九大确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四人帮”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冤狱遍地,民怨沸腾,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力水平下降。我国进一步加大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 4.1976-1997年,实行改革开放,逐渐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建设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为提高生产力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很快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城市、教育、科技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与此同时,逐渐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划定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往。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初步形成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如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全面整党的决定,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风,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以后,邓小平赴南方视察。党的十四大完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号召全党经常加强自身建设,努力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5.1997年迄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重视党的建设全面发展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高瞻远瞩地提出跨世纪发展的宏伟战略。江泽民同志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的战斗力,带领人民昂扬跨入新世纪,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十五大以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初步形成全面发展、奋发向上、廉洁自律、加强监督和惩治腐败的崭新气象。 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实现跨世纪的发展?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忠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一思想是在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改革开放实际需要提出来的,从而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曾经历武装斗争、社会改造、政治革命、经济建设四个阶段,那么,“三个代表”在新世纪伊始就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不仅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要求全党在搞好经济的同时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使党的建设跃上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台阶。 三 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近代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与交往日趋频繁,任何国家与民族很难孤立于国际范畴之外。于是,改革开放便成为民族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20世纪中国三代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具有改革开放的远见卓识,囿于时局和环境所限,只有邓小平付诸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民经济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变。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呈现出不断深入和扩大的趋向。然而,在其深化过程中,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存在重重困难和阻力。所以,它的发展不是平稳的持续深入,而是在渐进的基础上,克服阻力,呈现出阶段性跳跃即轮进式深化的特征。 所谓轮进式深化是指某一事物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不断深入的趋势,同时又可以按照内容程度的差异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而每一个新阶段的形成都是前两个阶段经过持续渐进发展后,集中克服重大阻力产生飞跃的结果。新阶段形成后,又进入新一轮渐进发展时期。这样,就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轮进式的发展轨迹。同时,每一次轮进都将伴随产生新的内容,使其发展愈加深入。 造成我国改革开放轮进式深入发展的原因,是生产力与文化力发展的不同特点决定的。在四元互动的社会运行结构中,生产力与文化力互相矛盾,也互相促进。生产力决定文化力,文化力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力落后于文化力时,文化力会拉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文化力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力也必将冲破文化力的束缚,使其产生新的文化力。两者之间生产力相对活跃,文化力则相对稳定。由于文化力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的特点,两者相互适应时,生产力会在文化力的作用下持续稳定发展。一旦互相不适应,或生产力改造文化力,或文化力急速拉动生产力,带动经济的迅速增长。[2]于是,社会便出现轮进式的深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轮次的深入,每次轮进都起源于文化力的推动: 第一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国改革开放发端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灾难不仅造成我国经济的严重损失与倒退,更具危害的是造成人民心灵上的创伤和文化上的扭曲。林彪和“四人帮”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批判“唯生产力论”,形成极左思潮对全国思想和文化界的统治。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形成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禁锢。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造成我国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的局面。尽管党的十一大曾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口号,搞所谓“洋跃进”,但是受左倾思想束缚,我国生产裹足不前,经济发展只是一句空话。 在文化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邓小平率先向传统思想挑战,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逐步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二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深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诸多弊端逐渐显露,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我国鼓励多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又造成许多不规范经济行为产生,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为此,我国自1989年底开始加强治理整顿。1992年春,邓小平赴南方视察,提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全国广泛开展了继续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概括,确定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多种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我国改革开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次轮进是新世纪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发展。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如人们很难自觉地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极容易产生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倾向。尤其是某些领导干部,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直至走上犯罪道路。如胡长清、成克杰之流,贪污腐化,罪大恶极,已经受到严惩。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事件”竟为谋求少数人的私利,使国家蒙受上百亿的损失。据统计,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颁布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达3000多个,党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据《中纪委向党的十六大作的工作报告》“1997年10月至2000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怎样才能更加深入、有效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并遏止腐败现象滋生尤其是清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3]只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才能在新世纪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绝不仅是一句口号所能概括,而具有非凡的划时代意义。对其重要意义的研究,正是深刻理解这一思想丰富内涵的科学前提。【参考文献】 [2] 王同起.试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与相互关系[J].理论与现代化,2000(12) [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11-18. ( 重要思想   统筹 )

“三个代表”与科学实践观怎么写

【原文出处】唐都学刊【原刊地名】西安【原刊期号】200302【原刊页号】40~44【分 类 号】D2【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200309【 标 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 作 者】王同起【作者简介】王同起 天津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教授(天津 300073)【内容提要】“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它是中国文化发展两次重大质变中后一质变的继续和新的里程碑;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看,是继武装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经济文化革命之后,开创了经济革命并举的新时期;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则清楚地表现为第三次轮进式发展的重要开端。【摘 要 题】学习园地•历史地位【关 键 词】“三个代表”/意义/新思考【 正 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对于解读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加强新世纪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大有裨益。 一 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鲜明的新时代文化建设导向作用。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文化生命力极强。当古印度文明遇到雅利安人入侵哈拉巴文化泯灭,巴比伦文明遭受亚述人洗劫而夭折,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只剩下残存的遗迹和少量书卷时,中国文化却不断兼容其他异域文化,呈现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直到近代,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才风光不再独享。经历数千年发展与变迁,华夏文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质变: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形成维护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纲常思想;另一次是近代的文化探索,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旨在寻找适合新时期发展的中国文化建设道路。前一次质变,确立了儒家学说的领导地位,并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统治人们思想达两千年之久,迄今仍在社会各层面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后一次质变,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兼容周边异域文化而不被同化,根基于自身的先进性。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社会形态比较发达,既有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完备的国家机器,还有深入社会各阶层适合封建社会结构运行的伦理道德观。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经过长期演变,远远超过周边异邦蕞尔小国或社会形态尚欠完善的少数民族。因此,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后,也被儒家文化所同化,并形成更具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文化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所面对的是社会形态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不能像以往那样将其兼容。于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中西体用之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习俗、旧传统,为中国人民展现出一条寻求光明的通道。其直接影响便是造成中国文化向“世界化”发展,即完全抛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五四”以后,我国文化界几度出现中西之争,复古思想亦曾喧嚣一时,但总趋势仍是西方文化的传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化大规模向民族化复归凸显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民族抗战,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文化也随之得到张扬。如这一时期文艺领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最终导致“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同样,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构思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设想,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乃至以后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文化出现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第二条是国民党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固守旧传统、旧道德与旧习惯;第三条是一批曾接受西学影响又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知识分子试图改造传统文化,建设新儒学。由于近代国情和特殊的政党政治的影响,战后国共两条不同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向,而新儒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展露出锋芒。[1] 国民党固守旧文化的道路显然不合时宜。在世界文明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现代,重新祭起五四时期被打倒的诸如“忠孝节义”等封建礼仪,无非是对历史的嘲弄或文明的倒退。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文化,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在建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状况和社会精神风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人民打破了对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憧憬,重新陷入求索新文化的迷茫。 中国文化需要发展。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第二次革命经过近百年的探索,需要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跨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共产党员要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无疑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搏,适时提出了新世纪应该加强文化建设的任务,是颇具远见的划时代之举,必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发挥承上启下的导向作用。 二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全面开创党的建设新时代的深刻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它自诞生伊始,便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巨大的牺牲。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党的建设迄今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有志之士为谋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敌人强大而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种状况长期没有改变。因此,中国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进行的。 在旧中国,反动阶级掌握政权和武装。广大人民享受不到丝毫民主权利,任何不满或反抗只能遭到更残暴的镇压。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自国民革命失败后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始终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特别注意加强了军队中党的各项建设。 中国共产党以谋求全民族解放为目标,在政治上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相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部分派别结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注意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还逐渐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策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的开展。 为加强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思想和组织建设。1940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堪称近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它解决了在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革命政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的贡献。正是这场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很快赢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一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最后夺取政权。 2.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一化三改,党的建设主要是推动社会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诞生,党的建设面临新的调整与转折。党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五种经济并存,个体私有制约占2/3,与过去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差距。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五大运动,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荡涤旧社会的污毒,使社会风貌焕然一新。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党又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个体私有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于落后的生产力。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胜利以后,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借鉴苏联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阐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论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片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渐渐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3.1956-1976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初步探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及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党的建设的重点是开展政治革命 1957年的整风反右带有明显的政治革命的烙印。不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修改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就为片面强调政治革命,扩大党内政治斗争提供了依据。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错误的批判,60年代提出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部分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广泛开展思想领域内的过火斗争等,使党内政治斗争不断扩大。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场严重的浩劫,也使党内政治斗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试图通过开展政治革命,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党的九大确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四人帮”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冤狱遍地,民怨沸腾,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力水平下降。我国进一步加大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 4.1976-1997年,实行改革开放,逐渐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建设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为提高生产力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很快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城市、教育、科技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与此同时,逐渐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划定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往。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初步形成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如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全面整党的决定,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风,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以后,邓小平赴南方视察。党的十四大完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号召全党经常加强自身建设,努力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5.1997年迄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重视党的建设全面发展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高瞻远瞩地提出跨世纪发展的宏伟战略。江泽民同志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的战斗力,带领人民昂扬跨入新世纪,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十五大以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初步形成全面发展、奋发向上、廉洁自律、加强监督和惩治腐败的崭新气象。 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实现跨世纪的发展?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忠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一思想是在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改革开放实际需要提出来的,从而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曾经历武装斗争、社会改造、政治革命、经济建设四个阶段,那么,“三个代表”在新世纪伊始就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不仅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要求全党在搞好经济的同时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使党的建设跃上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台阶。 三 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近代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与交往日趋频繁,任何国家与民族很难孤立于国际范畴之外。于是,改革开放便成为民族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20世纪中国三代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具有改革开放的远见卓识,囿于时局和环境所限,只有邓小平付诸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民经济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变。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呈现出不断深入和扩大的趋向。然而,在其深化过程中,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存在重重困难和阻力。所以,它的发展不是平稳的持续深入,而是在渐进的基础上,克服阻力,呈现出阶段性跳跃即轮进式深化的特征。 所谓轮进式深化是指某一事物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不断深入的趋势,同时又可以按照内容程度的差异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而每一个新阶段的形成都是前两个阶段经过持续渐进发展后,集中克服重大阻力产生飞跃的结果。新阶段形成后,又进入新一轮渐进发展时期。这样,就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轮进式的发展轨迹。同时,每一次轮进都将伴随产生新的内容,使其发展愈加深入。 造成我国改革开放轮进式深入发展的原因,是生产力与文化力发展的不同特点决定的。在四元互动的社会运行结构中,生产力与文化力互相矛盾,也互相促进。生产力决定文化力,文化力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力落后于文化力时,文化力会拉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文化力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力也必将冲破文化力的束缚,使其产生新的文化力。两者之间生产力相对活跃,文化力则相对稳定。由于文化力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的特点,两者相互适应时,生产力会在文化力的作用下持续稳定发展。一旦互相不适应,或生产力改造文化力,或文化力急速拉动生产力,带动经济的迅速增长。[2]于是,社会便出现轮进式的深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轮次的深入,每次轮进都起源于文化力的推动: 第一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国改革开放发端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灾难不仅造成我国经济的严重损失与倒退,更具危害的是造成人民心灵上的创伤和文化上的扭曲。林彪和“四人帮”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批判“唯生产力论”,形成极左思潮对全国思想和文化界的统治。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形成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禁锢。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造成我国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的局面。尽管党的十一大曾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口号,搞所谓“洋跃进”,但是受左倾思想束缚,我国生产裹足不前,经济发展只是一句空话。 在文化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邓小平率先向传统思想挑战,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逐步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二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深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诸多弊端逐渐显露,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我国鼓励多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又造成许多不规范经济行为产生,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为此,我国自1989年底开始加强治理整顿。1992年春,邓小平赴南方视察,提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全国广泛开展了继续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概括,确定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多种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我国改革开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次轮进是新世纪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发展。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如人们很难自觉地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极容易产生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倾向。尤其是某些领导干部,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直至走上犯罪道路。如胡长清、成克杰之流,贪污腐化,罪大恶极,已经受到严惩。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事件”竟为谋求少数人的私利,使国家蒙受上百亿的损失。据统计,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颁布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达3000多个,党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据《中纪委向党的十六大作的工作报告》“1997年10月至2000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怎样才能更加深入、有效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并遏止腐败现象滋生尤其是清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3]只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才能在新世纪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绝不仅是一句口号所能概括,而具有非凡的划时代意义。对其重要意义的研究,正是深刻理解这一思想丰富内涵的科学前提。【参考文献】 [2] 王同起.试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与相互关系[J].理论与现代化,2000(12) [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11-18. ( 实践   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