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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领导方式的创新怎么写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领导方式的创新范文(6639字)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原刊期号】200303
【原刊页号】63~67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0309
【 标 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领导方式的创新
【 作 者】宋镜明/罗永宽
【作者简介】宋镜明 罗永宽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不断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全面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时代要求的有机统一,它对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进而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作用。
【摘 要 题】党建天地•领导与执政
【关 键 词】“三个代表”/领导方式/创新
【 正 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的新境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不断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全面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时代要求的有机统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全方位的新考验和挑战,也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内涵、特别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政治意蕴空前地凸现出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变化着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应该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在当前,要继续推进执政党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就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而这一切的实现,首先有赖于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本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切实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

纵观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总是敏锐地感知并把握着其所处时代的主题和发展特点,立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紧紧围绕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实践和任务,科学回答党的建设面临的时代课题,不断地把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迫切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以深切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使命感,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继续推进执政党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从这个角度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早在1965年就说过:“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1]在世纪之交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全方位变迁的关键时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在继续探索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复杂局面中统揽全局的内在要求,要求执政党站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列,而且全面阐发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目标、标准和途径,以及衡量党的建设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它正确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以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不断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全面加强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时代要求的有机统一。
再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看,党的自身建设总是同党的历史任务,同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立的理论和路线联系在一起的,总是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中得到加强的。这就要求从党情出发,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任务发生的变化。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纪念大会上准确地概括过这种变化:“经过80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2]由此可见,党情的变化主要涉及4个方面:党的地位、党所处的环境、党的任务和党员队伍。这些变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切实创新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新活力,也提出了新挑战。社会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阶层、社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社会生活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使党所处的环境和工作方式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但同时又对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众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另外党在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方面也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党的建设必须要紧密联系这些变化和问题来进行。有鉴于此,江泽民适时地指出,“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社会环境变了,党肩负的任务变了,因此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式、方法,也必须相应地改变或改进。”[3]
简言之,执政党的地位,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环境都要求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创新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为了提高这些执政能力和水平,就必须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等具体方面着手改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伟大历史使命,进一步提炼、升华,并使之上升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它深刻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远大目标、根本标准、内在要求和正确方向,对进一步创新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也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关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理论思考,针对性强,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力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个历史性课题。
首先,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性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主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还揭示了判断党的先进性与否的生产力标准与阶级性本质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历史使命,源于他们对于生产力作用及其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科学认识。共产党人全部活动的根本性要求,可以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最终决定着共产党人的历史地位和命运。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活动,都应该基于和顺应着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尽最大努力推动和促进生产力更加迅速地发展,以改革和创新的手段解脱旧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就要求改进执政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方式和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这其中最首要的就是要敏锐地把握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采取切实的工作步骤,不断促使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以体现党的先进性。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如何结合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诸多深层次问题还困扰着我们。根据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在更大程度上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并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为此,执政党应该研究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基本状况和特点,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改进生产力的配置,进一步提高工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的程度。相应地,执政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式应该作出创新或改进。具体而言,一是要彻底告别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思维方式和管理方法,即用强迫命令、直接干预、大量行政审批,简单粗暴等方式去直接插手和管理经济事务。二是要从决策机制等领导制度方面杜绝那种无视本地区和本行业客观实际,随意就经济发展问题作出决策,进而产生急躁冒进、急功近利的情绪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情况;三是转变和更新观念,切实有效地把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宏观管理经济建设的重心;四是重视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高度重视各种有利于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人才的培养,重视科技事业的发展,积极推进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建设,进而有力地推动制度创新。党员领导干部尤其应具备和其领导职能相关的现代市场经济、金融、保险、财政和国际贸易等知识,这样才能称职地为大力推进信息化,尽快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服务。
总之,从生产力这个“代表”来说,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仅要组织和领导好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来加强和改进我们党的自身建设,科学界定执政党的经济职能及其实现方式,使我们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都能切实承担起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忠实代表的伟大责任。
其次,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丰富内涵。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总是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得益彰。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同时代表社会进步的趋势和方向。这就要求创新执政党对思想文化建设、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领导思路和领导方式。
先进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它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未来方向,丰富人们精神世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为此,执政党的思想文化建设战略应具备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高远的视野。这表现在: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现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必须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作为意识形态之基本要素的文化,必须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构建的意识形态应当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价值观。同时,执政党应该清醒认识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冲突与调适、差异与趋同、对峙与融合等主题,本着坚持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出发点,把人民性与党性真正内在地统一起来,确立当代中国执政党既符合“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发展方向,又关切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等主题的价值目标和实现途径。
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要具备强烈的忧患意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积极改进党对思想文化建设、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方式,形成与时代进步和社会变迁相适应的具有极大感召力、包容性和合理性的意识形态纲领;增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善于获取信息,研究新情况,提高处理新情况特别是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强党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把深化改革同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理顺党、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加强文化立法建设宏观管理,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增强坚持和发展先进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勇于和善于应对挑战,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建设出既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满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而又融贯当代世界文明的基本精神的现代新型文化。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条件。
其三,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论断是结合社会变化的新实际,对党的根本宗旨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是对党和人民群众之间血肉联系作出的深层的本质揭示。深刻理解这一重要论断,应当从新世纪开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来探讨党作为人民利益忠实代表所赖以实现的制度化途径。这就要求党加强制度建设,改进和完善决策机制或政策形成机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一切依靠人民”则要求建立先进的民主制度尤其是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江泽民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这样才能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集中起来,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疑聚起来。他在广东省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上明确强调:“善于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经验,从群众的意见中汲取智慧,是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领导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执政方式归根结底是手段,它要体现人民的意志。重大政策的出台、重要的人事任免、公共权力机关的运作要增强透明度,以利于人民的监督。此外,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度,以及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地政治参与的若干制度设施等,都应该建立健全。总之,制度才是带有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执政党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这是实现其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键。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开拓创新的意识,反映了我们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层次的思想认识。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现,其首要前提是:党委全面领导、党政职能分开的执政机制的完善;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党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趋向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理想目标。执政党对国家权力系统的领导方式,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是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管好权力机构中的党组和党员、进行思想宣传和发挥政治影响等方式实现的。在这里,党应当从执政高度赋予“党要管党”以新的政治内涵。党执政是通过党选派自己的党员按照法定程序进入国家权力系统、掌握政权来实施的。党委在同级各级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群众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这些方面的变化还会随着改革的深化而进一步展开。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提出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根据客观实际的发展推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永远保持其科学性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建设80多年的历史进程表明,党的理论创新与政党发展及其事业密切相关。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这一内在关联同样表明,在中国经济转向市场化、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需要理论创新,同样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大胆开创新的党建理论,对当代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判断和理论阐释,同时寻求党建的新方法和新路子,以党的自身发展推动我国现代化加速前进。总之,“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带领人民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开拓前进的执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5](P600)。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8.
[2]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64. [4]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625.
[5]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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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怎么写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所作出的精辟论断;是深入总结我们党近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作出的科学结论。在新时期,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党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有其重要的时代背景,主要体现在国际和国内这两个方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际背景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人类进入20世纪末,世界发生重大转折,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国家能否抓住机遇,加速经济发展,经受住新的挑战,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建设,取决于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苏共党内腐败由来已久,从而繁衍出一批蛀虫。他们希望“变天”,以便“合法”地保持和扩大自己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党外反共分子点燃了剧变之火,党内的腐败分于遥相呼应,推波助澜。从解体后的结果看,现在俄罗斯的“新贵”,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看来,正是这些党内蛀虫,先是借“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然后在解体后毫无顾忌地成为“暴发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莫斯科是那样平静,政权交替是那样顺利。正是由于党内腐败分子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党严重脱离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党内腐败是其垮台的一个深层原因。 苏共的教训表明,官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而官僚主义加腐败则必然使党变质,严重脱离群众。党中央多次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获得蓬勃发展,这又震惊了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此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现象,进一步得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有力应对。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二是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政界要人主张打两种战争:一是经济战,二是演变战。配合这两种战争的,还有军事干涉战。其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一统天下。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条件下,我们善不善于同他们打思想政治战。某些西方国家一直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毛泽东同志对此早有察觉,并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到了八九十年代,西方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锐利眼光看透了这种图谋。他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其一,由“攻心——夺权——私有化”老三部曲变成“攻心——私有化——变权”新三部曲。西方一些人认为,完全可利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机而诱使中国推行私有化战略。只要私有化战略实现了,不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基础,而且社会主义政权也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等到后几代人掌权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就会不夺自变。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思想上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政治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 其二,由“三化”发展到搞“七化”。所谓“三化”,就是西化、分化和弱化。所谓“七化”,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淡化、腐化、丑化和溶化。淡化,是指淡化政治、理想、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等观念。腐化,是指利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钻中国法规的空隙,赚中国人的钱,腐蚀中共的干部,再赚更多的钱,搞垮中共的经济基础,进而搞垮中共的上层建筑”。丑化,是指利用我们党的工作失误和当前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的罪行,添枝加叶地加以丑化,使党在民众中威信下降,进而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溶化,是指以人权否定国家的主权,用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以上说的“七化”,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新策略,其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妄图使人们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大厦的倾斜和倒塌。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研究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和措施,使领导干部自觉地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民族的觉悟和素质。只要党的各级组织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和素质普遍提高了,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内背景看,也有三点: 第一,对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思考。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更加是对我们党的严重考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由其能否推进和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来决定。我们清醒地看到,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就国内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这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又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众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我国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大发展中,我们党要走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前列,就必须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对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深层思考。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面临着市场经济和能否打胜这场改革攻坚战的严峻考验。市场经济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会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自发动力,从而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金钱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拜金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享乐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享乐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个人利益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利己主义:这三种主义是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刻,人们头脑里容易淡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和滋长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一旦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控制了某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就容易产生和滋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正是这样一些典型代表。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以反对腐败为幌子挑起来的。所以,小平同志早就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并强调,我们这个党已经非抓不行了。 要胜利完成改革攻坚和实现体制转变,稳定是前提。与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相伴随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与部分工人下岗相伴随的是政府减员和军队精简。在迈向新世纪的关键时刻,如何处理好一千多万下岗职工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政府机关精简的几百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如何解决好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和没有考上高校的中学生的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几十万裁军人员和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以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这是事关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同时,还要警惕其他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滋长(如法轮功邪教组织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等),警惕有人借机制造事端,破坏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全面加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维护团结稳定的高度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 第三,对我们党新老交替、兴旺发达的战略谋划。我们党正进入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面临着能否提高整体素质、经受住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党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同时在一部分人中也确实存在着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作风飘浮,特别是腐败问题。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往往由于内部腐败引起的:国民党败退台湾,是由于它内部腐败,在大陆丧失了民心;这次在台湾选举中败北,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也是内部腐败,失掉了民心。我们党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腐败问题,存在着有失民心的人和事。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确保我们党和国家永不退色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她一贯忠实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民心不可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力,说到底就是因为党是以人民群众为生存基础的。搞改革和建设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党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为实现自己的纲领和目标进行不懈的奋斗。建党8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从现在起到新世纪头十几、二十年,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这种情况下,从严治党,进一步全面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综上所述,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党本身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起来,经得起任何风险的考验,在世界大转折中走在时代的前列,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事业,这确实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党的十五大在确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目标的同时,郑重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正是针对这个根本性问题,以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作出了最集中、最概括的科学回答。“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实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根本、执政之基础、力量之源泉,是我们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 时代背景   提出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新境界怎么写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所作出的精辟论断;是深入总结我们党近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作出的科学结论。在新时期,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党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有其重要的时代背景,主要体现在国际和国内这两个方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际背景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人类进入20世纪末,世界发生重大转折,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国家能否抓住机遇,加速经济发展,经受住新的挑战,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建设,取决于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苏共党内腐败由来已久,从而繁衍出一批蛀虫。他们希望“变天”,以便“合法”地保持和扩大自己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党外反共分子点燃了剧变之火,党内的腐败分于遥相呼应,推波助澜。从解体后的结果看,现在俄罗斯的“新贵”,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看来,正是这些党内蛀虫,先是借“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然后在解体后毫无顾忌地成为“暴发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莫斯科是那样平静,政权交替是那样顺利。正是由于党内腐败分子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党严重脱离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党内腐败是其垮台的一个深层原因。 苏共的教训表明,官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而官僚主义加腐败则必然使党变质,严重脱离群众。党中央多次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获得蓬勃发展,这又震惊了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此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现象,进一步得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有力应对。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二是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政界要人主张打两种战争:一是经济战,二是演变战。配合这两种战争的,还有军事干涉战。其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一统天下。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条件下,我们善不善于同他们打思想政治战。某些西方国家一直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毛泽东同志对此早有察觉,并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到了八九十年代,西方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锐利眼光看透了这种图谋。他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其一,由“攻心——夺权——私有化”老三部曲变成“攻心——私有化——变权”新三部曲。西方一些人认为,完全可利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机而诱使中国推行私有化战略。只要私有化战略实现了,不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基础,而且社会主义政权也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等到后几代人掌权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就会不夺自变。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思想上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政治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 其二,由“三化”发展到搞“七化”。所谓“三化”,就是西化、分化和弱化。所谓“七化”,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淡化、腐化、丑化和溶化。淡化,是指淡化政治、理想、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等观念。腐化,是指利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钻中国法规的空隙,赚中国人的钱,腐蚀中共的干部,再赚更多的钱,搞垮中共的经济基础,进而搞垮中共的上层建筑”。丑化,是指利用我们党的工作失误和当前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的罪行,添枝加叶地加以丑化,使党在民众中威信下降,进而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溶化,是指以人权否定国家的主权,用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以上说的“七化”,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新策略,其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妄图使人们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大厦的倾斜和倒塌。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研究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和措施,使领导干部自觉地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民族的觉悟和素质。只要党的各级组织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和素质普遍提高了,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内背景看,也有三点: 第一,对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思考。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更加是对我们党的严重考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由其能否推进和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来决定。我们清醒地看到,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就国内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这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又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众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我国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大发展中,我们党要走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前列,就必须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对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深层思考。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面临着市场经济和能否打胜这场改革攻坚战的严峻考验。市场经济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会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自发动力,从而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金钱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拜金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享乐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享乐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个人利益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利己主义:这三种主义是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刻,人们头脑里容易淡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和滋长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一旦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控制了某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就容易产生和滋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正是这样一些典型代表。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以反对腐败为幌子挑起来的。所以,小平同志早就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并强调,我们这个党已经非抓不行了。 要胜利完成改革攻坚和实现体制转变,稳定是前提。与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相伴随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与部分工人下岗相伴随的是政府减员和军队精简。在迈向新世纪的关键时刻,如何处理好一千多万下岗职工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政府机关精简的几百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如何解决好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和没有考上高校的中学生的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几十万裁军人员和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以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这是事关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同时,还要警惕其他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滋长(如法轮功邪教组织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等),警惕有人借机制造事端,破坏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全面加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维护团结稳定的高度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 第三,对我们党新老交替、兴旺发达的战略谋划。我们党正进入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面临着能否提高整体素质、经受住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党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同时在一部分人中也确实存在着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作风飘浮,特别是腐败问题。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往往由于内部腐败引起的:国民党败退台湾,是由于它内部腐败,在大陆丧失了民心;这次在台湾选举中败北,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也是内部腐败,失掉了民心。我们党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腐败问题,存在着有失民心的人和事。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确保我们党和国家永不退色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她一贯忠实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民心不可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力,说到底就是因为党是以人民群众为生存基础的。搞改革和建设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党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为实现自己的纲领和目标进行不懈的奋斗。建党8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从现在起到新世纪头十几、二十年,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这种情况下,从严治党,进一步全面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综上所述,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党本身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起来,经得起任何风险的考验,在世界大转折中走在时代的前列,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事业,这确实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党的十五大在确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目标的同时,郑重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正是针对这个根本性问题,以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作出了最集中、最概括的科学回答。“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实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根本、执政之基础、力量之源泉,是我们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 重要思想   新境界 )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怎么写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所作出的精辟论断;是深入总结我们党近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作出的科学结论。在新时期,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党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有其重要的时代背景,主要体现在国际和国内这两个方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际背景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人类进入20世纪末,世界发生重大转折,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国家能否抓住机遇,加速经济发展,经受住新的挑战,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建设,取决于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苏共党内腐败由来已久,从而繁衍出一批蛀虫。他们希望“变天”,以便“合法”地保持和扩大自己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党外反共分子点燃了剧变之火,党内的腐败分于遥相呼应,推波助澜。从解体后的结果看,现在俄罗斯的“新贵”,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看来,正是这些党内蛀虫,先是借“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然后在解体后毫无顾忌地成为“暴发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莫斯科是那样平静,政权交替是那样顺利。正是由于党内腐败分子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党严重脱离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党内腐败是其垮台的一个深层原因。 苏共的教训表明,官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而官僚主义加腐败则必然使党变质,严重脱离群众。党中央多次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获得蓬勃发展,这又震惊了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此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现象,进一步得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有力应对。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二是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政界要人主张打两种战争:一是经济战,二是演变战。配合这两种战争的,还有军事干涉战。其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一统天下。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条件下,我们善不善于同他们打思想政治战。某些西方国家一直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毛泽东同志对此早有察觉,并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到了八九十年代,西方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锐利眼光看透了这种图谋。他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其一,由“攻心——夺权——私有化”老三部曲变成“攻心——私有化——变权”新三部曲。西方一些人认为,完全可利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机而诱使中国推行私有化战略。只要私有化战略实现了,不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基础,而且社会主义政权也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等到后几代人掌权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就会不夺自变。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思想上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政治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 其二,由“三化”发展到搞“七化”。所谓“三化”,就是西化、分化和弱化。所谓“七化”,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淡化、腐化、丑化和溶化。淡化,是指淡化政治、理想、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等观念。腐化,是指利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钻中国法规的空隙,赚中国人的钱,腐蚀中共的干部,再赚更多的钱,搞垮中共的经济基础,进而搞垮中共的上层建筑”。丑化,是指利用我们党的工作失误和当前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的罪行,添枝加叶地加以丑化,使党在民众中威信下降,进而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溶化,是指以人权否定国家的主权,用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以上说的“七化”,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新策略,其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妄图使人们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大厦的倾斜和倒塌。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研究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和措施,使领导干部自觉地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民族的觉悟和素质。只要党的各级组织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和素质普遍提高了,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内背景看,也有三点: 第一,对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思考。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更加是对我们党的严重考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由其能否推进和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来决定。我们清醒地看到,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就国内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这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又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众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我国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大发展中,我们党要走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前列,就必须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对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深层思考。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面临着市场经济和能否打胜这场改革攻坚战的严峻考验。市场经济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会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自发动力,从而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金钱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拜金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享乐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享乐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个人利益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利己主义:这三种主义是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刻,人们头脑里容易淡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和滋长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一旦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控制了某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就容易产生和滋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正是这样一些典型代表。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以反对腐败为幌子挑起来的。所以,小平同志早就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并强调,我们这个党已经非抓不行了。 要胜利完成改革攻坚和实现体制转变,稳定是前提。与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相伴随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与部分工人下岗相伴随的是政府减员和军队精简。在迈向新世纪的关键时刻,如何处理好一千多万下岗职工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政府机关精简的几百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如何解决好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和没有考上高校的中学生的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几十万裁军人员和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以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这是事关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同时,还要警惕其他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滋长(如法轮功邪教组织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等),警惕有人借机制造事端,破坏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全面加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维护团结稳定的高度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 第三,对我们党新老交替、兴旺发达的战略谋划。我们党正进入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面临着能否提高整体素质、经受住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党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同时在一部分人中也确实存在着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作风飘浮,特别是腐败问题。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往往由于内部腐败引起的:国民党败退台湾,是由于它内部腐败,在大陆丧失了民心;这次在台湾选举中败北,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也是内部腐败,失掉了民心。我们党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腐败问题,存在着有失民心的人和事。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确保我们党和国家永不退色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她一贯忠实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民心不可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力,说到底就是因为党是以人民群众为生存基础的。搞改革和建设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党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为实现自己的纲领和目标进行不懈的奋斗。建党8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从现在起到新世纪头十几、二十年,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这种情况下,从严治党,进一步全面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综上所述,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党本身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起来,经得起任何风险的考验,在世界大转折中走在时代的前列,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事业,这确实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党的十五大在确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目标的同时,郑重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正是针对这个根本性问题,以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作出了最集中、最概括的科学回答。“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实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根本、执政之基础、力量之源泉,是我们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 重要思想   意义 )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析怎么写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所作出的精辟论断;是深入总结我们党近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作出的科学结论。在新时期,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党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有其重要的时代背景,主要体现在国际和国内这两个方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际背景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人类进入20世纪末,世界发生重大转折,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国家能否抓住机遇,加速经济发展,经受住新的挑战,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建设,取决于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苏共党内腐败由来已久,从而繁衍出一批蛀虫。他们希望“变天”,以便“合法”地保持和扩大自己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党外反共分子点燃了剧变之火,党内的腐败分于遥相呼应,推波助澜。从解体后的结果看,现在俄罗斯的“新贵”,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看来,正是这些党内蛀虫,先是借“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然后在解体后毫无顾忌地成为“暴发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莫斯科是那样平静,政权交替是那样顺利。正是由于党内腐败分子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党严重脱离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党内腐败是其垮台的一个深层原因。 苏共的教训表明,官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而官僚主义加腐败则必然使党变质,严重脱离群众。党中央多次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获得蓬勃发展,这又震惊了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此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现象,进一步得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有力应对。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二是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政界要人主张打两种战争:一是经济战,二是演变战。配合这两种战争的,还有军事干涉战。其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一统天下。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条件下,我们善不善于同他们打思想政治战。某些西方国家一直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毛泽东同志对此早有察觉,并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到了八九十年代,西方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锐利眼光看透了这种图谋。他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其一,由“攻心——夺权——私有化”老三部曲变成“攻心——私有化——变权”新三部曲。西方一些人认为,完全可利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机而诱使中国推行私有化战略。只要私有化战略实现了,不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基础,而且社会主义政权也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等到后几代人掌权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就会不夺自变。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思想上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政治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 其二,由“三化”发展到搞“七化”。所谓“三化”,就是西化、分化和弱化。所谓“七化”,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淡化、腐化、丑化和溶化。淡化,是指淡化政治、理想、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等观念。腐化,是指利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钻中国法规的空隙,赚中国人的钱,腐蚀中共的干部,再赚更多的钱,搞垮中共的经济基础,进而搞垮中共的上层建筑”。丑化,是指利用我们党的工作失误和当前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的罪行,添枝加叶地加以丑化,使党在民众中威信下降,进而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溶化,是指以人权否定国家的主权,用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以上说的“七化”,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新策略,其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妄图使人们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大厦的倾斜和倒塌。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研究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和措施,使领导干部自觉地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民族的觉悟和素质。只要党的各级组织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和素质普遍提高了,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内背景看,也有三点: 第一,对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思考。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更加是对我们党的严重考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由其能否推进和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来决定。我们清醒地看到,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就国内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这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又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众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我国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大发展中,我们党要走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前列,就必须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对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深层思考。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面临着市场经济和能否打胜这场改革攻坚战的严峻考验。市场经济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会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自发动力,从而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金钱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拜金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享乐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享乐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个人利益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利己主义:这三种主义是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刻,人们头脑里容易淡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和滋长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一旦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控制了某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就容易产生和滋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正是这样一些典型代表。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以反对腐败为幌子挑起来的。所以,小平同志早就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并强调,我们这个党已经非抓不行了。 要胜利完成改革攻坚和实现体制转变,稳定是前提。与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相伴随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与部分工人下岗相伴随的是政府减员和军队精简。在迈向新世纪的关键时刻,如何处理好一千多万下岗职工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政府机关精简的几百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如何解决好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和没有考上高校的中学生的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几十万裁军人员和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以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这是事关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同时,还要警惕其他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滋长(如法轮功邪教组织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等),警惕有人借机制造事端,破坏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全面加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维护团结稳定的高度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 第三,对我们党新老交替、兴旺发达的战略谋划。我们党正进入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面临着能否提高整体素质、经受住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党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同时在一部分人中也确实存在着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作风飘浮,特别是腐败问题。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往往由于内部腐败引起的:国民党败退台湾,是由于它内部腐败,在大陆丧失了民心;这次在台湾选举中败北,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也是内部腐败,失掉了民心。我们党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腐败问题,存在着有失民心的人和事。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确保我们党和国家永不退色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她一贯忠实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民心不可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力,说到底就是因为党是以人民群众为生存基础的。搞改革和建设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党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为实现自己的纲领和目标进行不懈的奋斗。建党8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从现在起到新世纪头十几、二十年,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这种情况下,从严治党,进一步全面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综上所述,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党本身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起来,经得起任何风险的考验,在世界大转折中走在时代的前列,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事业,这确实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党的十五大在确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目标的同时,郑重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正是针对这个根本性问题,以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作出了最集中、最概括的科学回答。“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实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根本、执政之基础、力量之源泉,是我们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

学习“三个代表”和十六大精神要持之以恒怎么写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所作出的精辟论断;是深入总结我们党近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作出的科学结论。在新时期,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党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有其重要的时代背景,主要体现在国际和国内这两个方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际背景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人类进入20世纪末,世界发生重大转折,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国家能否抓住机遇,加速经济发展,经受住新的挑战,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建设,取决于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苏共党内腐败由来已久,从而繁衍出一批蛀虫。他们希望“变天”,以便“合法”地保持和扩大自己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党外反共分子点燃了剧变之火,党内的腐败分于遥相呼应,推波助澜。从解体后的结果看,现在俄罗斯的“新贵”,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看来,正是这些党内蛀虫,先是借“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然后在解体后毫无顾忌地成为“暴发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莫斯科是那样平静,政权交替是那样顺利。正是由于党内腐败分子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党严重脱离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党内腐败是其垮台的一个深层原因。 苏共的教训表明,官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而官僚主义加腐败则必然使党变质,严重脱离群众。党中央多次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获得蓬勃发展,这又震惊了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此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现象,进一步得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有力应对。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二是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政界要人主张打两种战争:一是经济战,二是演变战。配合这两种战争的,还有军事干涉战。其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一统天下。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条件下,我们善不善于同他们打思想政治战。某些西方国家一直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毛泽东同志对此早有察觉,并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到了八九十年代,西方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锐利眼光看透了这种图谋。他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其一,由“攻心——夺权——私有化”老三部曲变成“攻心——私有化——变权”新三部曲。西方一些人认为,完全可利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机而诱使中国推行私有化战略。只要私有化战略实现了,不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基础,而且社会主义政权也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等到后几代人掌权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就会不夺自变。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思想上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政治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 其二,由“三化”发展到搞“七化”。所谓“三化”,就是西化、分化和弱化。所谓“七化”,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淡化、腐化、丑化和溶化。淡化,是指淡化政治、理想、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等观念。腐化,是指利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钻中国法规的空隙,赚中国人的钱,腐蚀中共的干部,再赚更多的钱,搞垮中共的经济基础,进而搞垮中共的上层建筑”。丑化,是指利用我们党的工作失误和当前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的罪行,添枝加叶地加以丑化,使党在民众中威信下降,进而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溶化,是指以人权否定国家的主权,用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以上说的“七化”,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新策略,其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妄图使人们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大厦的倾斜和倒塌。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研究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和措施,使领导干部自觉地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民族的觉悟和素质。只要党的各级组织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和素质普遍提高了,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内背景看,也有三点: 第一,对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思考。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更加是对我们党的严重考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由其能否推进和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来决定。我们清醒地看到,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就国内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这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又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众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我国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大发展中,我们党要走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前列,就必须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对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深层思考。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面临着市场经济和能否打胜这场改革攻坚战的严峻考验。市场经济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会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自发动力,从而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金钱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拜金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享乐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享乐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个人利益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利己主义:这三种主义是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刻,人们头脑里容易淡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和滋长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一旦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控制了某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就容易产生和滋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正是这样一些典型代表。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以反对腐败为幌子挑起来的。所以,小平同志早就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并强调,我们这个党已经非抓不行了。 要胜利完成改革攻坚和实现体制转变,稳定是前提。与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相伴随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与部分工人下岗相伴随的是政府减员和军队精简。在迈向新世纪的关键时刻,如何处理好一千多万下岗职工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政府机关精简的几百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如何解决好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和没有考上高校的中学生的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几十万裁军人员和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以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这是事关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同时,还要警惕其他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滋长(如法轮功邪教组织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等),警惕有人借机制造事端,破坏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全面加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维护团结稳定的高度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 第三,对我们党新老交替、兴旺发达的战略谋划。我们党正进入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面临着能否提高整体素质、经受住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党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同时在一部分人中也确实存在着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作风飘浮,特别是腐败问题。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往往由于内部腐败引起的:国民党败退台湾,是由于它内部腐败,在大陆丧失了民心;这次在台湾选举中败北,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也是内部腐败,失掉了民心。我们党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腐败问题,存在着有失民心的人和事。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确保我们党和国家永不退色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她一贯忠实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民心不可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力,说到底就是因为党是以人民群众为生存基础的。搞改革和建设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党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为实现自己的纲领和目标进行不懈的奋斗。建党8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从现在起到新世纪头十几、二十年,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这种情况下,从严治党,进一步全面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综上所述,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党本身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起来,经得起任何风险的考验,在世界大转折中走在时代的前列,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事业,这确实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党的十五大在确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目标的同时,郑重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正是针对这个根本性问题,以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作出了最集中、最概括的科学回答。“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实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根本、执政之基础、力量之源泉,是我们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 持之以恒   十六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