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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领导方式的创新怎么写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领导方式的创新范文(6639字)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原刊期号】200303
【原刊页号】63~67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0309
【 标 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领导方式的创新
【 作 者】宋镜明/罗永宽
【作者简介】宋镜明 罗永宽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不断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全面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时代要求的有机统一,它对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进而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作用。
【摘 要 题】党建天地•领导与执政
【关 键 词】“三个代表”/领导方式/创新
【 正 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的新境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不断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全面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时代要求的有机统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全方位的新考验和挑战,也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内涵、特别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政治意蕴空前地凸现出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变化着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应该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在当前,要继续推进执政党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就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而这一切的实现,首先有赖于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本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切实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

纵观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总是敏锐地感知并把握着其所处时代的主题和发展特点,立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紧紧围绕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实践和任务,科学回答党的建设面临的时代课题,不断地把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迫切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以深切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使命感,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继续推进执政党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从这个角度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早在1965年就说过:“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1]在世纪之交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全方位变迁的关键时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在继续探索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复杂局面中统揽全局的内在要求,要求执政党站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列,而且全面阐发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目标、标准和途径,以及衡量党的建设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它正确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以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不断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全面加强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时代要求的有机统一。
再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看,党的自身建设总是同党的历史任务,同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立的理论和路线联系在一起的,总是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中得到加强的。这就要求从党情出发,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任务发生的变化。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纪念大会上准确地概括过这种变化:“经过80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2]由此可见,党情的变化主要涉及4个方面:党的地位、党所处的环境、党的任务和党员队伍。这些变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切实创新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新活力,也提出了新挑战。社会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阶层、社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社会生活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使党所处的环境和工作方式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但同时又对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众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另外党在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方面也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党的建设必须要紧密联系这些变化和问题来进行。有鉴于此,江泽民适时地指出,“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社会环境变了,党肩负的任务变了,因此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式、方法,也必须相应地改变或改进。”[3]
简言之,执政党的地位,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环境都要求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创新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为了提高这些执政能力和水平,就必须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等具体方面着手改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伟大历史使命,进一步提炼、升华,并使之上升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它深刻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远大目标、根本标准、内在要求和正确方向,对进一步创新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也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关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理论思考,针对性强,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力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个历史性课题。
首先,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性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主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还揭示了判断党的先进性与否的生产力标准与阶级性本质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历史使命,源于他们对于生产力作用及其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科学认识。共产党人全部活动的根本性要求,可以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最终决定着共产党人的历史地位和命运。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活动,都应该基于和顺应着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尽最大努力推动和促进生产力更加迅速地发展,以改革和创新的手段解脱旧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就要求改进执政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方式和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这其中最首要的就是要敏锐地把握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采取切实的工作步骤,不断促使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以体现党的先进性。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如何结合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诸多深层次问题还困扰着我们。根据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在更大程度上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并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为此,执政党应该研究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基本状况和特点,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改进生产力的配置,进一步提高工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的程度。相应地,执政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式应该作出创新或改进。具体而言,一是要彻底告别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思维方式和管理方法,即用强迫命令、直接干预、大量行政审批,简单粗暴等方式去直接插手和管理经济事务。二是要从决策机制等领导制度方面杜绝那种无视本地区和本行业客观实际,随意就经济发展问题作出决策,进而产生急躁冒进、急功近利的情绪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情况;三是转变和更新观念,切实有效地把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宏观管理经济建设的重心;四是重视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高度重视各种有利于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人才的培养,重视科技事业的发展,积极推进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建设,进而有力地推动制度创新。党员领导干部尤其应具备和其领导职能相关的现代市场经济、金融、保险、财政和国际贸易等知识,这样才能称职地为大力推进信息化,尽快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服务。
总之,从生产力这个“代表”来说,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仅要组织和领导好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来加强和改进我们党的自身建设,科学界定执政党的经济职能及其实现方式,使我们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都能切实承担起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忠实代表的伟大责任。
其次,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丰富内涵。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总是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得益彰。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同时代表社会进步的趋势和方向。这就要求创新执政党对思想文化建设、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领导思路和领导方式。
先进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它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未来方向,丰富人们精神世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为此,执政党的思想文化建设战略应具备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高远的视野。这表现在: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现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必须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作为意识形态之基本要素的文化,必须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构建的意识形态应当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价值观。同时,执政党应该清醒认识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冲突与调适、差异与趋同、对峙与融合等主题,本着坚持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出发点,把人民性与党性真正内在地统一起来,确立当代中国执政党既符合“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发展方向,又关切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等主题的价值目标和实现途径。
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要具备强烈的忧患意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积极改进党对思想文化建设、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方式,形成与时代进步和社会变迁相适应的具有极大感召力、包容性和合理性的意识形态纲领;增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善于获取信息,研究新情况,提高处理新情况特别是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强党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把深化改革同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理顺党、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加强文化立法建设宏观管理,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增强坚持和发展先进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勇于和善于应对挑战,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建设出既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满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而又融贯当代世界文明的基本精神的现代新型文化。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条件。
其三,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论断是结合社会变化的新实际,对党的根本宗旨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是对党和人民群众之间血肉联系作出的深层的本质揭示。深刻理解这一重要论断,应当从新世纪开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来探讨党作为人民利益忠实代表所赖以实现的制度化途径。这就要求党加强制度建设,改进和完善决策机制或政策形成机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一切依靠人民”则要求建立先进的民主制度尤其是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江泽民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这样才能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集中起来,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疑聚起来。他在广东省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上明确强调:“善于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经验,从群众的意见中汲取智慧,是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领导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执政方式归根结底是手段,它要体现人民的意志。重大政策的出台、重要的人事任免、公共权力机关的运作要增强透明度,以利于人民的监督。此外,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度,以及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地政治参与的若干制度设施等,都应该建立健全。总之,制度才是带有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执政党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这是实现其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键。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开拓创新的意识,反映了我们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层次的思想认识。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现,其首要前提是:党委全面领导、党政职能分开的执政机制的完善;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党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趋向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理想目标。执政党对国家权力系统的领导方式,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是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管好权力机构中的党组和党员、进行思想宣传和发挥政治影响等方式实现的。在这里,党应当从执政高度赋予“党要管党”以新的政治内涵。党执政是通过党选派自己的党员按照法定程序进入国家权力系统、掌握政权来实施的。党委在同级各级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群众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这些方面的变化还会随着改革的深化而进一步展开。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提出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根据客观实际的发展推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永远保持其科学性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建设80多年的历史进程表明,党的理论创新与政党发展及其事业密切相关。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这一内在关联同样表明,在中国经济转向市场化、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需要理论创新,同样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大胆开创新的党建理论,对当代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判断和理论阐释,同时寻求党建的新方法和新路子,以党的自身发展推动我国现代化加速前进。总之,“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带领人民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开拓前进的执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5](P600)。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8.
[2]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64. [4]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625.
[5]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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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与党的新型执政观怎么写

【原文出处】求实【原刊地名】南昌【原刊期号】200306【原刊页号】11~13【分 类 号】D2【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200309【 标 题】“三个代表”与党的新型执政观【 作 者】陈家广【作者简介】陈家广 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讲师(广东 广州 510515)【内容提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党的执政的思考中产生出来的;与此同时,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面贯彻中,中国共产党又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并集中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推进,将对今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摘 要 题】党建天地•领导与执政【关 键 词】“三个代表”/党的执政/权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正 文】 探索执政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具体阶段的重大课题。在21世纪的新时期里,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党的执政观,这在探索执政规律的课题上迈开了关键的步伐,其执政理念举世瞩目。 一、对党的执政问题的探索引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执政是现代政治组织的追求目标。对于共产党而言,执政的深远意义在于:其一,执政是在领导人民夺取国家政权之后,领导人民掌握政权的方式,或者说是领导的内容之一;其二,执政要追求积极后果而避免消极后果,也即执好政;其三,执政是在各阶段的执好政基础上,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性社会形态里的长期执政。 然而,由于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共产党执政遭受到严重挫折。而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由于“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经历了初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也面临了一系列考验,如经济犯罪、腐败等。这与党执政的固有意义有着明显的差距。解决有关执政的问题,把党执政的根本要求有机结合于现实中尤其迫切。 面对严峻的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实践上,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十三年来的执政,没有战乱、内乱和动乱,这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1]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重大事件的应对和处理是成功的,它不断推动执政目标指向的实现,执好了政,这给思考党的执政的问题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有益的参考参照物。“十三年来的实践,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1] 二、“三个代表”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对党的执政的思考中产生出“三个代表”,又以“三个代表”为其执政衡量标准,剖析现实问题,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 首先是党的领导切实有效地覆盖社会和市场发展的广泛领域的问题。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多样化和人们精神生活的复杂化,党的领导要求扩大覆盖面。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以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阶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且精神生活中除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外,“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市场经济活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关系上来,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形式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加见识、活跃思想,但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也乘机而入。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沉渣泛起。”[2](P59-60)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意图和其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和达赖、台湾问题,勾结“民运分子”和我国境内敌对分子等向我国的发难,更是混淆了部分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中,发生了一系列与党的执政不相协调的问题:有些地方、有些基层处于放任自流的无组织、无管理、无政府状况,问题、怪事出来前无人警惕和察觉,出来以后也没有人报告、研究,迟迟得不到处理;有的企业在改革中,党组织涣散无力,放松群众工作,出现群体性事件,领导手足失措。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则出现要真正把一些道理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把他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有很大困难的问题。 与此同时,党的执政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这在工作全局中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包括了要用宽广的眼光去观察把握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深化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我国改革对思想影响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的认识,努力把“三个代表”的要求研究好、宣传好。 其次是对党自身建设的深化知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党的执政必须做到领导水平的“与时俱进”、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和培养造就接班人。领导水平的“与时俱进”、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事关执好政,培养造就接班人事关长期执政。领导水平和“与时俱进”就是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执政能力,以提高素质、优化结构、改进作风、增强团结为重点建设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以及不断健全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问题。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或者说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克服不正之风,惩治腐败,则是一个突出的需要加快解决的问题。“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些腐败案件触目惊心,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90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内出现了问题。……我们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切不可掉以轻心。”[2](P72) 三、以“三个代表”的新型执政观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当前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其根本原则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因此,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内涵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从理念到方式的时代性建构,无疑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得到推进的强大动力。 为何要党的领导?回答是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过去的选择能否逻辑地推出未来的选择,为何苏东各国人民过去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20世纪90年代又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三个代表”的执政观进一步回答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建立新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它主动选择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此形成双向选择;过去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就现阶段而言,“三个代表”“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1]。因此,人民过去以此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未来也会因此而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现实中中国共产党如何主动选择、做到“三个代表”以达到双向选择?“三个代表”的执政观提出,现实中党的领导体现为党掌握权力的执政,而“三个代表”的落脚点和归宿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因而这是一个以人民利益对待权力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问题意识”和“人心向背律”对待权力。 灾难性的后果表现为人心向背的变化及其带来的政权失去的结果。这就是“人心向背律”。“人心向背律”在《孟子•高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的论述之后,一直是中国正直政治家思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把这一问题放到政权兴亡的高度来考察,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历史事实说明,不少剥削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在执政以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攫取本阶级、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并极力维护和不断扩大这种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团体。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2](P109)“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2](P72)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很多都走了从得到民心兴起到失去民心衰亡的这样一条道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失去政权,以及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政局的动荡等等,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换言之,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的崩溃,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的下台,都是人心向背变化的结果。 从理念上廓清认识,属于大是大非的问题,“三个代表”的执政观不仅以此推论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在操作层面,以方式的建构设定党的领导。其纲要性要求表现为:通过制订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来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特别是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的核心作用),坚持依法执政,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支持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从而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这一纲要性要求将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具体化。 正是以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从理念到方式的时代性建构,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的执政观,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源源涌流。【参考文献】 [2]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执政   代表 )

论“三个代表”的历史地位怎么写

【原文出处】求实【原刊地名】南昌【原刊期号】200306【原刊页号】11~13【分 类 号】D2【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200309【 标 题】“三个代表”与党的新型执政观【 作 者】陈家广【作者简介】陈家广 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讲师(广东 广州 510515)【内容提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党的执政的思考中产生出来的;与此同时,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面贯彻中,中国共产党又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并集中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推进,将对今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摘 要 题】党建天地•领导与执政【关 键 词】“三个代表”/党的执政/权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正 文】 探索执政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具体阶段的重大课题。在21世纪的新时期里,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党的执政观,这在探索执政规律的课题上迈开了关键的步伐,其执政理念举世瞩目。 一、对党的执政问题的探索引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执政是现代政治组织的追求目标。对于共产党而言,执政的深远意义在于:其一,执政是在领导人民夺取国家政权之后,领导人民掌握政权的方式,或者说是领导的内容之一;其二,执政要追求积极后果而避免消极后果,也即执好政;其三,执政是在各阶段的执好政基础上,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性社会形态里的长期执政。 然而,由于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共产党执政遭受到严重挫折。而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由于“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经历了初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也面临了一系列考验,如经济犯罪、腐败等。这与党执政的固有意义有着明显的差距。解决有关执政的问题,把党执政的根本要求有机结合于现实中尤其迫切。 面对严峻的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实践上,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十三年来的执政,没有战乱、内乱和动乱,这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1]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重大事件的应对和处理是成功的,它不断推动执政目标指向的实现,执好了政,这给思考党的执政的问题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有益的参考参照物。“十三年来的实践,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1] 二、“三个代表”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对党的执政的思考中产生出“三个代表”,又以“三个代表”为其执政衡量标准,剖析现实问题,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 首先是党的领导切实有效地覆盖社会和市场发展的广泛领域的问题。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多样化和人们精神生活的复杂化,党的领导要求扩大覆盖面。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以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阶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且精神生活中除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外,“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市场经济活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关系上来,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形式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加见识、活跃思想,但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也乘机而入。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沉渣泛起。”[2](P59-60)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意图和其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和达赖、台湾问题,勾结“民运分子”和我国境内敌对分子等向我国的发难,更是混淆了部分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中,发生了一系列与党的执政不相协调的问题:有些地方、有些基层处于放任自流的无组织、无管理、无政府状况,问题、怪事出来前无人警惕和察觉,出来以后也没有人报告、研究,迟迟得不到处理;有的企业在改革中,党组织涣散无力,放松群众工作,出现群体性事件,领导手足失措。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则出现要真正把一些道理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把他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有很大困难的问题。 与此同时,党的执政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这在工作全局中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包括了要用宽广的眼光去观察把握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深化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我国改革对思想影响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的认识,努力把“三个代表”的要求研究好、宣传好。 其次是对党自身建设的深化知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党的执政必须做到领导水平的“与时俱进”、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和培养造就接班人。领导水平的“与时俱进”、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事关执好政,培养造就接班人事关长期执政。领导水平和“与时俱进”就是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执政能力,以提高素质、优化结构、改进作风、增强团结为重点建设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以及不断健全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问题。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或者说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克服不正之风,惩治腐败,则是一个突出的需要加快解决的问题。“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些腐败案件触目惊心,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90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内出现了问题。……我们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切不可掉以轻心。”[2](P72) 三、以“三个代表”的新型执政观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当前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其根本原则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因此,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内涵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从理念到方式的时代性建构,无疑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得到推进的强大动力。 为何要党的领导?回答是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过去的选择能否逻辑地推出未来的选择,为何苏东各国人民过去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20世纪90年代又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三个代表”的执政观进一步回答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建立新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它主动选择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此形成双向选择;过去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就现阶段而言,“三个代表”“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1]。因此,人民过去以此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未来也会因此而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现实中中国共产党如何主动选择、做到“三个代表”以达到双向选择?“三个代表”的执政观提出,现实中党的领导体现为党掌握权力的执政,而“三个代表”的落脚点和归宿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因而这是一个以人民利益对待权力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问题意识”和“人心向背律”对待权力。 灾难性的后果表现为人心向背的变化及其带来的政权失去的结果。这就是“人心向背律”。“人心向背律”在《孟子•高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的论述之后,一直是中国正直政治家思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把这一问题放到政权兴亡的高度来考察,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历史事实说明,不少剥削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在执政以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攫取本阶级、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并极力维护和不断扩大这种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团体。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2](P109)“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2](P72)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很多都走了从得到民心兴起到失去民心衰亡的这样一条道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失去政权,以及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政局的动荡等等,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换言之,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的崩溃,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的下台,都是人心向背变化的结果。 从理念上廓清认识,属于大是大非的问题,“三个代表”的执政观不仅以此推论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在操作层面,以方式的建构设定党的领导。其纲要性要求表现为:通过制订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来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特别是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的核心作用),坚持依法执政,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支持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从而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这一纲要性要求将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具体化。 正是以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从理念到方式的时代性建构,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的执政观,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源源涌流。【参考文献】 [2]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地位   代表 )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国文化工作的指南怎么写

【原文出处】求实【原刊地名】南昌【原刊期号】200306【原刊页号】11~13【分 类 号】D2【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200309【 标 题】“三个代表”与党的新型执政观【 作 者】陈家广【作者简介】陈家广 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讲师(广东 广州 510515)【内容提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党的执政的思考中产生出来的;与此同时,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面贯彻中,中国共产党又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并集中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推进,将对今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摘 要 题】党建天地•领导与执政【关 键 词】“三个代表”/党的执政/权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正 文】 探索执政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具体阶段的重大课题。在21世纪的新时期里,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党的执政观,这在探索执政规律的课题上迈开了关键的步伐,其执政理念举世瞩目。 一、对党的执政问题的探索引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执政是现代政治组织的追求目标。对于共产党而言,执政的深远意义在于:其一,执政是在领导人民夺取国家政权之后,领导人民掌握政权的方式,或者说是领导的内容之一;其二,执政要追求积极后果而避免消极后果,也即执好政;其三,执政是在各阶段的执好政基础上,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性社会形态里的长期执政。 然而,由于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共产党执政遭受到严重挫折。而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由于“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经历了初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也面临了一系列考验,如经济犯罪、腐败等。这与党执政的固有意义有着明显的差距。解决有关执政的问题,把党执政的根本要求有机结合于现实中尤其迫切。 面对严峻的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实践上,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十三年来的执政,没有战乱、内乱和动乱,这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1]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重大事件的应对和处理是成功的,它不断推动执政目标指向的实现,执好了政,这给思考党的执政的问题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有益的参考参照物。“十三年来的实践,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1] 二、“三个代表”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对党的执政的思考中产生出“三个代表”,又以“三个代表”为其执政衡量标准,剖析现实问题,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 首先是党的领导切实有效地覆盖社会和市场发展的广泛领域的问题。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多样化和人们精神生活的复杂化,党的领导要求扩大覆盖面。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以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阶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且精神生活中除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外,“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市场经济活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关系上来,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形式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加见识、活跃思想,但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也乘机而入。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沉渣泛起。”[2](P59-60)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意图和其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和达赖、台湾问题,勾结“民运分子”和我国境内敌对分子等向我国的发难,更是混淆了部分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中,发生了一系列与党的执政不相协调的问题:有些地方、有些基层处于放任自流的无组织、无管理、无政府状况,问题、怪事出来前无人警惕和察觉,出来以后也没有人报告、研究,迟迟得不到处理;有的企业在改革中,党组织涣散无力,放松群众工作,出现群体性事件,领导手足失措。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则出现要真正把一些道理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把他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有很大困难的问题。 与此同时,党的执政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这在工作全局中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包括了要用宽广的眼光去观察把握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深化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我国改革对思想影响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的认识,努力把“三个代表”的要求研究好、宣传好。 其次是对党自身建设的深化知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党的执政必须做到领导水平的“与时俱进”、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和培养造就接班人。领导水平的“与时俱进”、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事关执好政,培养造就接班人事关长期执政。领导水平和“与时俱进”就是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执政能力,以提高素质、优化结构、改进作风、增强团结为重点建设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以及不断健全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问题。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或者说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克服不正之风,惩治腐败,则是一个突出的需要加快解决的问题。“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些腐败案件触目惊心,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90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内出现了问题。……我们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切不可掉以轻心。”[2](P72) 三、以“三个代表”的新型执政观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当前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其根本原则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因此,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内涵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从理念到方式的时代性建构,无疑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得到推进的强大动力。 为何要党的领导?回答是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过去的选择能否逻辑地推出未来的选择,为何苏东各国人民过去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20世纪90年代又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三个代表”的执政观进一步回答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建立新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它主动选择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此形成双向选择;过去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就现阶段而言,“三个代表”“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1]。因此,人民过去以此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未来也会因此而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现实中中国共产党如何主动选择、做到“三个代表”以达到双向选择?“三个代表”的执政观提出,现实中党的领导体现为党掌握权力的执政,而“三个代表”的落脚点和归宿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因而这是一个以人民利益对待权力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问题意识”和“人心向背律”对待权力。 灾难性的后果表现为人心向背的变化及其带来的政权失去的结果。这就是“人心向背律”。“人心向背律”在《孟子•高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的论述之后,一直是中国正直政治家思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把这一问题放到政权兴亡的高度来考察,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历史事实说明,不少剥削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在执政以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攫取本阶级、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并极力维护和不断扩大这种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团体。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2](P109)“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2](P72)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很多都走了从得到民心兴起到失去民心衰亡的这样一条道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失去政权,以及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政局的动荡等等,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换言之,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的崩溃,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的下台,都是人心向背变化的结果。 从理念上廓清认识,属于大是大非的问题,“三个代表”的执政观不仅以此推论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在操作层面,以方式的建构设定党的领导。其纲要性要求表现为:通过制订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来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特别是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的核心作用),坚持依法执政,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支持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从而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这一纲要性要求将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具体化。 正是以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从理念到方式的时代性建构,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的执政观,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源源涌流。【参考文献】 [2]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是我国   重要思想 )

科学判断我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怎么写

【原文出处】求实【原刊地名】南昌【原刊期号】200306【原刊页号】11~13【分 类 号】D2【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200309【 标 题】“三个代表”与党的新型执政观【 作 者】陈家广【作者简介】陈家广 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讲师(广东 广州 510515)【内容提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党的执政的思考中产生出来的;与此同时,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面贯彻中,中国共产党又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并集中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推进,将对今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摘 要 题】党建天地•领导与执政【关 键 词】“三个代表”/党的执政/权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正 文】 探索执政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具体阶段的重大课题。在21世纪的新时期里,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党的执政观,这在探索执政规律的课题上迈开了关键的步伐,其执政理念举世瞩目。 一、对党的执政问题的探索引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执政是现代政治组织的追求目标。对于共产党而言,执政的深远意义在于:其一,执政是在领导人民夺取国家政权之后,领导人民掌握政权的方式,或者说是领导的内容之一;其二,执政要追求积极后果而避免消极后果,也即执好政;其三,执政是在各阶段的执好政基础上,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性社会形态里的长期执政。 然而,由于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共产党执政遭受到严重挫折。而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由于“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经历了初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也面临了一系列考验,如经济犯罪、腐败等。这与党执政的固有意义有着明显的差距。解决有关执政的问题,把党执政的根本要求有机结合于现实中尤其迫切。 面对严峻的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实践上,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十三年来的执政,没有战乱、内乱和动乱,这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1]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重大事件的应对和处理是成功的,它不断推动执政目标指向的实现,执好了政,这给思考党的执政的问题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有益的参考参照物。“十三年来的实践,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1] 二、“三个代表”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对党的执政的思考中产生出“三个代表”,又以“三个代表”为其执政衡量标准,剖析现实问题,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 首先是党的领导切实有效地覆盖社会和市场发展的广泛领域的问题。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多样化和人们精神生活的复杂化,党的领导要求扩大覆盖面。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以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阶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且精神生活中除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外,“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市场经济活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关系上来,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形式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加见识、活跃思想,但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也乘机而入。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沉渣泛起。”[2](P59-60)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意图和其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和达赖、台湾问题,勾结“民运分子”和我国境内敌对分子等向我国的发难,更是混淆了部分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中,发生了一系列与党的执政不相协调的问题:有些地方、有些基层处于放任自流的无组织、无管理、无政府状况,问题、怪事出来前无人警惕和察觉,出来以后也没有人报告、研究,迟迟得不到处理;有的企业在改革中,党组织涣散无力,放松群众工作,出现群体性事件,领导手足失措。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则出现要真正把一些道理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把他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有很大困难的问题。 与此同时,党的执政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这在工作全局中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包括了要用宽广的眼光去观察把握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深化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我国改革对思想影响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的认识,努力把“三个代表”的要求研究好、宣传好。 其次是对党自身建设的深化知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党的执政必须做到领导水平的“与时俱进”、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和培养造就接班人。领导水平的“与时俱进”、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事关执好政,培养造就接班人事关长期执政。领导水平和“与时俱进”就是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执政能力,以提高素质、优化结构、改进作风、增强团结为重点建设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以及不断健全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问题。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或者说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克服不正之风,惩治腐败,则是一个突出的需要加快解决的问题。“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些腐败案件触目惊心,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90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内出现了问题。……我们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切不可掉以轻心。”[2](P72) 三、以“三个代表”的新型执政观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当前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其根本原则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因此,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内涵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从理念到方式的时代性建构,无疑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得到推进的强大动力。 为何要党的领导?回答是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过去的选择能否逻辑地推出未来的选择,为何苏东各国人民过去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20世纪90年代又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三个代表”的执政观进一步回答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建立新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它主动选择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此形成双向选择;过去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就现阶段而言,“三个代表”“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1]。因此,人民过去以此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未来也会因此而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现实中中国共产党如何主动选择、做到“三个代表”以达到双向选择?“三个代表”的执政观提出,现实中党的领导体现为党掌握权力的执政,而“三个代表”的落脚点和归宿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因而这是一个以人民利益对待权力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问题意识”和“人心向背律”对待权力。 灾难性的后果表现为人心向背的变化及其带来的政权失去的结果。这就是“人心向背律”。“人心向背律”在《孟子•高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的论述之后,一直是中国正直政治家思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把这一问题放到政权兴亡的高度来考察,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历史事实说明,不少剥削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在执政以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攫取本阶级、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并极力维护和不断扩大这种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团体。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2](P109)“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2](P72)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很多都走了从得到民心兴起到失去民心衰亡的这样一条道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失去政权,以及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政局的动荡等等,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换言之,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的崩溃,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的下台,都是人心向背变化的结果。 从理念上廓清认识,属于大是大非的问题,“三个代表”的执政观不仅以此推论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在操作层面,以方式的建构设定党的领导。其纲要性要求表现为:通过制订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来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特别是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的核心作用),坚持依法执政,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支持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从而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这一纲要性要求将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具体化。 正是以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从理念到方式的时代性建构,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的执政观,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源源涌流。【参考文献】 [2]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我党   所处 )

用“三个代表”思想解读党史怎么写

【原文出处】求实【原刊地名】南昌【原刊期号】200306【原刊页号】11~13【分 类 号】D2【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200309【 标 题】“三个代表”与党的新型执政观【 作 者】陈家广【作者简介】陈家广 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讲师(广东 广州 510515)【内容提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党的执政的思考中产生出来的;与此同时,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面贯彻中,中国共产党又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并集中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推进,将对今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摘 要 题】党建天地•领导与执政【关 键 词】“三个代表”/党的执政/权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正 文】 探索执政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具体阶段的重大课题。在21世纪的新时期里,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党的执政观,这在探索执政规律的课题上迈开了关键的步伐,其执政理念举世瞩目。 一、对党的执政问题的探索引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执政是现代政治组织的追求目标。对于共产党而言,执政的深远意义在于:其一,执政是在领导人民夺取国家政权之后,领导人民掌握政权的方式,或者说是领导的内容之一;其二,执政要追求积极后果而避免消极后果,也即执好政;其三,执政是在各阶段的执好政基础上,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性社会形态里的长期执政。 然而,由于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共产党执政遭受到严重挫折。而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由于“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经历了初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也面临了一系列考验,如经济犯罪、腐败等。这与党执政的固有意义有着明显的差距。解决有关执政的问题,把党执政的根本要求有机结合于现实中尤其迫切。 面对严峻的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实践上,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十三年来的执政,没有战乱、内乱和动乱,这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1]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重大事件的应对和处理是成功的,它不断推动执政目标指向的实现,执好了政,这给思考党的执政的问题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有益的参考参照物。“十三年来的实践,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1] 二、“三个代表”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对党的执政的思考中产生出“三个代表”,又以“三个代表”为其执政衡量标准,剖析现实问题,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 首先是党的领导切实有效地覆盖社会和市场发展的广泛领域的问题。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多样化和人们精神生活的复杂化,党的领导要求扩大覆盖面。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以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阶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且精神生活中除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外,“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市场经济活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关系上来,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形式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加见识、活跃思想,但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也乘机而入。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沉渣泛起。”[2](P59-60)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意图和其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和达赖、台湾问题,勾结“民运分子”和我国境内敌对分子等向我国的发难,更是混淆了部分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中,发生了一系列与党的执政不相协调的问题:有些地方、有些基层处于放任自流的无组织、无管理、无政府状况,问题、怪事出来前无人警惕和察觉,出来以后也没有人报告、研究,迟迟得不到处理;有的企业在改革中,党组织涣散无力,放松群众工作,出现群体性事件,领导手足失措。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则出现要真正把一些道理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把他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有很大困难的问题。 与此同时,党的执政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这在工作全局中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包括了要用宽广的眼光去观察把握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深化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我国改革对思想影响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的认识,努力把“三个代表”的要求研究好、宣传好。 其次是对党自身建设的深化知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党的执政必须做到领导水平的“与时俱进”、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和培养造就接班人。领导水平的“与时俱进”、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事关执好政,培养造就接班人事关长期执政。领导水平和“与时俱进”就是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执政能力,以提高素质、优化结构、改进作风、增强团结为重点建设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以及不断健全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问题。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或者说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克服不正之风,惩治腐败,则是一个突出的需要加快解决的问题。“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些腐败案件触目惊心,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90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内出现了问题。……我们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切不可掉以轻心。”[2](P72) 三、以“三个代表”的新型执政观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当前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其根本原则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因此,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内涵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从理念到方式的时代性建构,无疑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得到推进的强大动力。 为何要党的领导?回答是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过去的选择能否逻辑地推出未来的选择,为何苏东各国人民过去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20世纪90年代又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三个代表”的执政观进一步回答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建立新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它主动选择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此形成双向选择;过去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就现阶段而言,“三个代表”“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1]。因此,人民过去以此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未来也会因此而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现实中中国共产党如何主动选择、做到“三个代表”以达到双向选择?“三个代表”的执政观提出,现实中党的领导体现为党掌握权力的执政,而“三个代表”的落脚点和归宿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因而这是一个以人民利益对待权力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问题意识”和“人心向背律”对待权力。 灾难性的后果表现为人心向背的变化及其带来的政权失去的结果。这就是“人心向背律”。“人心向背律”在《孟子•高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的论述之后,一直是中国正直政治家思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把这一问题放到政权兴亡的高度来考察,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历史事实说明,不少剥削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在执政以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攫取本阶级、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并极力维护和不断扩大这种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团体。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2](P109)“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2](P72)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很多都走了从得到民心兴起到失去民心衰亡的这样一条道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失去政权,以及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政局的动荡等等,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换言之,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的崩溃,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的下台,都是人心向背变化的结果。 从理念上廓清认识,属于大是大非的问题,“三个代表”的执政观不仅以此推论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在操作层面,以方式的建构设定党的领导。其纲要性要求表现为:通过制订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来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特别是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的核心作用),坚持依法执政,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支持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从而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这一纲要性要求将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具体化。 正是以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从理念到方式的时代性建构,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的执政观,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源源涌流。【参考文献】 [2]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党史   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