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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命题与邓小平政治理论的使命怎么写

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命题与邓小平政治理论的使命范文(3487字)

【内容提要】马克思完成了对政治解放的历史批判,建立起“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著名命题。邓小平把这一命题的展开提到了新的历史层面和新的理论境界。邓小平的政治努力以超越政治解放为使命,实际回应了“历史终结论”,回应了“第三波”。邓小平的政治努力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的转换,成功地在中国开始了超越政治解放的路径探索。
【关 键 词】马克思的命题/邓小平政治理论/超越政治解放
【 正 文 】
1.邓小平如何提出问题?
1.1 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超越是马克思完成历史唯物主义发现的重要关键点。在这一超越的理论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重要命题。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第一个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早期理论史上的一个支柱性的命题。“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只有超越政治解放,克服市民社会,使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类存在物的时候,才能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命题规定了1844年以后马克思的工作中心,构成马克思其后为中心工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这一命题也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实践的历史内涵作了说明。从此以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就是以实现对政治解放的扬弃和争取人类解放的目标为自身的历史规定性和主要哲学基础。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在这里,邓小平以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责任心以及一种历史哲学家的忧思陈述着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史上一个不容回避的悲剧性事实:当资本主义以“政治解放”的名义为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供的结果、特别是制度成果高度成熟,而以扬弃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却显得如此的不成熟,乃至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框架中都已解决好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还未能解决好。面对这一事实,邓小平给自己规定的政治实践努力和政治理论努力的使命是,在中国建立旧中国没有留下的、新中国建国后又没有自觉及系统地建立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他坚定地认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他以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十分赞许他的那种“能吃夹生饭”的意志和魄力,矢志不渝地要啃下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这颗远未成熟、因而满带酸涩的果子,他坚信在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建设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1.3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中,是一套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新的话语系统,一套新的观察和说明框架,因为此前话语体系的中心词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专政。当然,这段时间里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式的“公开性”、“民主化”,但那是在西方形式民主的框架中所作的论说。在马克思政治理论史上,邓小平的努力是独创性,划阶段的。邓小平矢志于中国这样特殊的土地上,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历史进步的真正具有建设性价值的具体途径,因而,也在理论上探索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长期未能获得应有关切的民主政治的学理领域。
科莱蒂有一个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注:l.科莱蒂:《政治和哲学的对话》。载《新左派评论》第86期,1974年7~8月。)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事实,因为由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已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批判,已在根本上建立起马克思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完整的论证逻辑。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除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而外,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长期处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理论视野之外,或以一种抽象、笼统的“已完成批判”为理由,以一种盲目自大的理论奢侈而弃之不顾。如果我们借用列宁的一种表述方法,把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完整的话语体系作为大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那么,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观察则是小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大写字母的政治学体系,但长期缺少一个小写字母的政治学传统。  正是在这种历史和理论的背景中,邓小平矢志于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起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矢志于展开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和法的学理领域,在中国实现“国家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把马克思关于“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命题的展开提到了新的历史层面和新的理论境界,并在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对这一命题的展开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政治价值追求的统一作了根本性的说明。
2.政治解放、历史终结和人类解放
2.1 当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时,他面对着各种长期未能获得解决思路的问题任务:必须从头开始建设未曾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法制传统;必须另起“炉灶”,重建解放后“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或者虽有初建却又迅速被摧毁殆尽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必须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而“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在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建设上探索新的政治思路,防止“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社会主义国土上再度发生。
当邓小平把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西方舆论界称邓小平是“中国的托马斯·潘恩”。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罗斯·门罗当时称,“邓正在将中国纳入一种非共产主义的轨道。”(注:见美国《时代》周刊1979年第1期序言。转引自《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则认为,“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各方面向法定—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的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见《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m.f.夏普公司1984年版。转引同上,第688页。)泰韦斯这里是用韦伯的三种权威类型理论中的“法理权威”来说明邓小平的政治追求,而韦伯的“法理权威”其实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形式平等”的政治框架。当然也有视邓小平为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为现实功利而放弃意识形态原则。(注:此论并不少见,但在比较严肃的学者中要数霍布斯鲍姆。参见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9页。) 如果历史的演进过程真的已“走向完成”,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中形成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真的表述了终极理念,那么,对邓小平的改革探索和理论努力就只能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形式民主的框架来理解。这就等于抽去了邓小平全部改革努力的灵魂,抽去了中国全部改革事业的生命线。但是,历史进程并未就此“热寂”,政治解放远非人类解放,历史不会终结于形式平等的人类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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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怎么写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基础。”在这里,江泽民同志既否定了意识形态可以淡化的论调,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又否定了对各种意识形态可以同等对待的看法,指出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我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决定性意义。 一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但就严格意义上说,它专指国家承认和倡导的思想体系。它的作用是帮助分散的社会成员组成共同体,以共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指引他们进行有效的政治活动。意识形态的领域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它与非意识形态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如自然科学、语言学、形式逻辑等,既相联系又有区别。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意识形态给社会意识整体以重大影响。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一般和特殊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一般意义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状况看成是社会发展最终的决定因素,但是他和恩格斯决没有因此而忽略意识形态的作用,相反,一贯与曲解他们的学说、过分看重经济的庸俗化倾向作斗争。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恩格斯在1894年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又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事实上,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是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不同的是,有的公开强调意识形态,有的表面上不主张意识形态,而实际上却非常意识形态化罢了。例如,美国就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其国民灌输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思想,并把这种意识形态作为普遍适用的标准去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可以淡化意识形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否则,将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自动解除武装,导致人心散乱,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 (二)特殊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历史选择的结果。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救亡图存,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都在我国流行过,但是,它们都先后失败了,被历史淘汰了。我国广大人民终于接受了教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其指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才能救中国。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出现过曲折乃至严重失误。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与之相应的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而建国后某些时期出现的严重失误,也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所削弱。应该看到,历史的选择往往以其惯性使人们在现实中作出同样的选择。但是,历史的选择终究不能完全左右现实的选择。在历史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需要在变化发展了的现实环境下,采取恰当的有效的措施加以坚持和巩固。面对新的世纪,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工作,对于胜利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其特殊的重大意义。 具体说来,我国所面临的现实环境的变化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经济转型中一些人主导信仰发生变化 建国以来,由于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党的有成效的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成为大多数人的主导信仰。“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所削弱。改革开放后,中国建设突飞猛进,在此过程中,又逐步形成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得到增强,并且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这是主流的方面。 但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乃至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它对人们的政治信仰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小的影响。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我国的经济体制已进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转变的关键阶段。为了实现这一根本转变,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方面也必须实行相应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新的体制还需继续建立和完善,旧的体制则仍在许多方面发挥其一定的影响和作用。这种新旧交替的局面,导致一定程度的双轨运行和法规、制度的不完备,有空缺,从而使社会出现某些失范现象。这些现象虽经党和政府大力纠正和制止,但一时还难以取得显著的成效。加之,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诸多意识形式,还需要在既定原则下在实践中进行具体探索。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有所反映,甚至使一些人丧失或减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二)利益多元化导致思想观念的多样化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以他们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改变了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利益格局单一的状况,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在分配结构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发生分化。这种分化,若不限制在一定范围,必将影响人们团结一致地向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奋进。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社会上多样化的思想观念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整合,就显得十分重要。 (三)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激化意识形态的竞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参与经济全球化,不仅使我国面临全球范围内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而且不可避免地迎来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严酷较量。因为当今的国际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其经济发展战略和管理同本国文化,包括意识形态特点的有机结合密切相关。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同样是综合国力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信息化是继工业化之后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新标志。社会信息化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提供了锐利的武器,使它广泛渗入我们的生活,形成短兵相接的态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面对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来求得自身阵地的巩固和发展。   ( 马克思主义   地位 )

马克思与马尔库塞异化理论比较怎么写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基础。”在这里,江泽民同志既否定了意识形态可以淡化的论调,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又否定了对各种意识形态可以同等对待的看法,指出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我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决定性意义。 一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但就严格意义上说,它专指国家承认和倡导的思想体系。它的作用是帮助分散的社会成员组成共同体,以共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指引他们进行有效的政治活动。意识形态的领域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它与非意识形态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如自然科学、语言学、形式逻辑等,既相联系又有区别。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意识形态给社会意识整体以重大影响。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一般和特殊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一般意义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状况看成是社会发展最终的决定因素,但是他和恩格斯决没有因此而忽略意识形态的作用,相反,一贯与曲解他们的学说、过分看重经济的庸俗化倾向作斗争。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恩格斯在1894年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又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事实上,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是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不同的是,有的公开强调意识形态,有的表面上不主张意识形态,而实际上却非常意识形态化罢了。例如,美国就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其国民灌输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思想,并把这种意识形态作为普遍适用的标准去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可以淡化意识形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否则,将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自动解除武装,导致人心散乱,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 (二)特殊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历史选择的结果。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救亡图存,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都在我国流行过,但是,它们都先后失败了,被历史淘汰了。我国广大人民终于接受了教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其指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才能救中国。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出现过曲折乃至严重失误。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与之相应的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而建国后某些时期出现的严重失误,也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所削弱。应该看到,历史的选择往往以其惯性使人们在现实中作出同样的选择。但是,历史的选择终究不能完全左右现实的选择。在历史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需要在变化发展了的现实环境下,采取恰当的有效的措施加以坚持和巩固。面对新的世纪,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工作,对于胜利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其特殊的重大意义。 具体说来,我国所面临的现实环境的变化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经济转型中一些人主导信仰发生变化 建国以来,由于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党的有成效的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成为大多数人的主导信仰。“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所削弱。改革开放后,中国建设突飞猛进,在此过程中,又逐步形成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得到增强,并且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这是主流的方面。 但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乃至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它对人们的政治信仰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小的影响。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我国的经济体制已进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转变的关键阶段。为了实现这一根本转变,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方面也必须实行相应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新的体制还需继续建立和完善,旧的体制则仍在许多方面发挥其一定的影响和作用。这种新旧交替的局面,导致一定程度的双轨运行和法规、制度的不完备,有空缺,从而使社会出现某些失范现象。这些现象虽经党和政府大力纠正和制止,但一时还难以取得显著的成效。加之,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诸多意识形式,还需要在既定原则下在实践中进行具体探索。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有所反映,甚至使一些人丧失或减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二)利益多元化导致思想观念的多样化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以他们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改变了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利益格局单一的状况,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在分配结构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发生分化。这种分化,若不限制在一定范围,必将影响人们团结一致地向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奋进。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社会上多样化的思想观念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整合,就显得十分重要。 (三)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激化意识形态的竞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参与经济全球化,不仅使我国面临全球范围内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而且不可避免地迎来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严酷较量。因为当今的国际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其经济发展战略和管理同本国文化,包括意识形态特点的有机结合密切相关。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同样是综合国力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信息化是继工业化之后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新标志。社会信息化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提供了锐利的武器,使它广泛渗入我们的生活,形成短兵相接的态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面对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来求得自身阵地的巩固和发展。   ( 马克思   异化 )

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对我国的指导意义浅析怎么写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基础。”在这里,江泽民同志既否定了意识形态可以淡化的论调,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又否定了对各种意识形态可以同等对待的看法,指出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我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决定性意义。 一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但就严格意义上说,它专指国家承认和倡导的思想体系。它的作用是帮助分散的社会成员组成共同体,以共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指引他们进行有效的政治活动。意识形态的领域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它与非意识形态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如自然科学、语言学、形式逻辑等,既相联系又有区别。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意识形态给社会意识整体以重大影响。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一般和特殊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一般意义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状况看成是社会发展最终的决定因素,但是他和恩格斯决没有因此而忽略意识形态的作用,相反,一贯与曲解他们的学说、过分看重经济的庸俗化倾向作斗争。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恩格斯在1894年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又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事实上,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是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不同的是,有的公开强调意识形态,有的表面上不主张意识形态,而实际上却非常意识形态化罢了。例如,美国就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其国民灌输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思想,并把这种意识形态作为普遍适用的标准去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可以淡化意识形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否则,将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自动解除武装,导致人心散乱,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 (二)特殊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历史选择的结果。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救亡图存,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都在我国流行过,但是,它们都先后失败了,被历史淘汰了。我国广大人民终于接受了教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其指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才能救中国。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出现过曲折乃至严重失误。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与之相应的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而建国后某些时期出现的严重失误,也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所削弱。应该看到,历史的选择往往以其惯性使人们在现实中作出同样的选择。但是,历史的选择终究不能完全左右现实的选择。在历史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需要在变化发展了的现实环境下,采取恰当的有效的措施加以坚持和巩固。面对新的世纪,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工作,对于胜利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其特殊的重大意义。 具体说来,我国所面临的现实环境的变化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经济转型中一些人主导信仰发生变化 建国以来,由于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党的有成效的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成为大多数人的主导信仰。“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所削弱。改革开放后,中国建设突飞猛进,在此过程中,又逐步形成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得到增强,并且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这是主流的方面。 但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乃至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它对人们的政治信仰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小的影响。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我国的经济体制已进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转变的关键阶段。为了实现这一根本转变,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方面也必须实行相应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新的体制还需继续建立和完善,旧的体制则仍在许多方面发挥其一定的影响和作用。这种新旧交替的局面,导致一定程度的双轨运行和法规、制度的不完备,有空缺,从而使社会出现某些失范现象。这些现象虽经党和政府大力纠正和制止,但一时还难以取得显著的成效。加之,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诸多意识形式,还需要在既定原则下在实践中进行具体探索。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有所反映,甚至使一些人丧失或减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二)利益多元化导致思想观念的多样化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以他们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改变了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利益格局单一的状况,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在分配结构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发生分化。这种分化,若不限制在一定范围,必将影响人们团结一致地向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奋进。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社会上多样化的思想观念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整合,就显得十分重要。 (三)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激化意识形态的竞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参与经济全球化,不仅使我国面临全球范围内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而且不可避免地迎来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严酷较量。因为当今的国际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其经济发展战略和管理同本国文化,包括意识形态特点的有机结合密切相关。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同样是综合国力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信息化是继工业化之后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新标志。社会信息化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提供了锐利的武器,使它广泛渗入我们的生活,形成短兵相接的态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面对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来求得自身阵地的巩固和发展。   ( 浅析   马克思主义 )

社会时空·科学技术·人的自由—从马克思的视角看怎么写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基础。”在这里,江泽民同志既否定了意识形态可以淡化的论调,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又否定了对各种意识形态可以同等对待的看法,指出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我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决定性意义。 一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但就严格意义上说,它专指国家承认和倡导的思想体系。它的作用是帮助分散的社会成员组成共同体,以共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指引他们进行有效的政治活动。意识形态的领域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它与非意识形态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如自然科学、语言学、形式逻辑等,既相联系又有区别。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意识形态给社会意识整体以重大影响。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一般和特殊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一般意义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状况看成是社会发展最终的决定因素,但是他和恩格斯决没有因此而忽略意识形态的作用,相反,一贯与曲解他们的学说、过分看重经济的庸俗化倾向作斗争。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恩格斯在1894年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又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事实上,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是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不同的是,有的公开强调意识形态,有的表面上不主张意识形态,而实际上却非常意识形态化罢了。例如,美国就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其国民灌输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思想,并把这种意识形态作为普遍适用的标准去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可以淡化意识形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否则,将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自动解除武装,导致人心散乱,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 (二)特殊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历史选择的结果。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救亡图存,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都在我国流行过,但是,它们都先后失败了,被历史淘汰了。我国广大人民终于接受了教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其指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才能救中国。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出现过曲折乃至严重失误。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与之相应的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而建国后某些时期出现的严重失误,也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所削弱。应该看到,历史的选择往往以其惯性使人们在现实中作出同样的选择。但是,历史的选择终究不能完全左右现实的选择。在历史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需要在变化发展了的现实环境下,采取恰当的有效的措施加以坚持和巩固。面对新的世纪,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工作,对于胜利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其特殊的重大意义。 具体说来,我国所面临的现实环境的变化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经济转型中一些人主导信仰发生变化 建国以来,由于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党的有成效的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成为大多数人的主导信仰。“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所削弱。改革开放后,中国建设突飞猛进,在此过程中,又逐步形成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得到增强,并且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这是主流的方面。 但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乃至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它对人们的政治信仰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小的影响。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我国的经济体制已进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转变的关键阶段。为了实现这一根本转变,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方面也必须实行相应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新的体制还需继续建立和完善,旧的体制则仍在许多方面发挥其一定的影响和作用。这种新旧交替的局面,导致一定程度的双轨运行和法规、制度的不完备,有空缺,从而使社会出现某些失范现象。这些现象虽经党和政府大力纠正和制止,但一时还难以取得显著的成效。加之,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诸多意识形式,还需要在既定原则下在实践中进行具体探索。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有所反映,甚至使一些人丧失或减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二)利益多元化导致思想观念的多样化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以他们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改变了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利益格局单一的状况,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在分配结构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发生分化。这种分化,若不限制在一定范围,必将影响人们团结一致地向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奋进。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社会上多样化的思想观念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整合,就显得十分重要。 (三)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激化意识形态的竞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参与经济全球化,不仅使我国面临全球范围内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而且不可避免地迎来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严酷较量。因为当今的国际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其经济发展战略和管理同本国文化,包括意识形态特点的有机结合密切相关。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同样是综合国力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信息化是继工业化之后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新标志。社会信息化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提供了锐利的武器,使它广泛渗入我们的生活,形成短兵相接的态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面对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来求得自身阵地的巩固和发展。   ( 马克思   视角 )

成熟马克思异化观疏证怎么写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基础。”在这里,江泽民同志既否定了意识形态可以淡化的论调,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又否定了对各种意识形态可以同等对待的看法,指出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我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决定性意义。 一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但就严格意义上说,它专指国家承认和倡导的思想体系。它的作用是帮助分散的社会成员组成共同体,以共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指引他们进行有效的政治活动。意识形态的领域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它与非意识形态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如自然科学、语言学、形式逻辑等,既相联系又有区别。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意识形态给社会意识整体以重大影响。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一般和特殊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一般意义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状况看成是社会发展最终的决定因素,但是他和恩格斯决没有因此而忽略意识形态的作用,相反,一贯与曲解他们的学说、过分看重经济的庸俗化倾向作斗争。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恩格斯在1894年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又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事实上,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是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不同的是,有的公开强调意识形态,有的表面上不主张意识形态,而实际上却非常意识形态化罢了。例如,美国就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其国民灌输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思想,并把这种意识形态作为普遍适用的标准去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可以淡化意识形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否则,将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自动解除武装,导致人心散乱,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 (二)特殊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历史选择的结果。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救亡图存,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都在我国流行过,但是,它们都先后失败了,被历史淘汰了。我国广大人民终于接受了教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其指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才能救中国。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出现过曲折乃至严重失误。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与之相应的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而建国后某些时期出现的严重失误,也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所削弱。应该看到,历史的选择往往以其惯性使人们在现实中作出同样的选择。但是,历史的选择终究不能完全左右现实的选择。在历史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需要在变化发展了的现实环境下,采取恰当的有效的措施加以坚持和巩固。面对新的世纪,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工作,对于胜利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其特殊的重大意义。 具体说来,我国所面临的现实环境的变化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经济转型中一些人主导信仰发生变化 建国以来,由于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党的有成效的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成为大多数人的主导信仰。“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所削弱。改革开放后,中国建设突飞猛进,在此过程中,又逐步形成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得到增强,并且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这是主流的方面。 但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乃至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它对人们的政治信仰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小的影响。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我国的经济体制已进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转变的关键阶段。为了实现这一根本转变,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方面也必须实行相应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新的体制还需继续建立和完善,旧的体制则仍在许多方面发挥其一定的影响和作用。这种新旧交替的局面,导致一定程度的双轨运行和法规、制度的不完备,有空缺,从而使社会出现某些失范现象。这些现象虽经党和政府大力纠正和制止,但一时还难以取得显著的成效。加之,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诸多意识形式,还需要在既定原则下在实践中进行具体探索。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有所反映,甚至使一些人丧失或减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二)利益多元化导致思想观念的多样化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以他们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改变了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利益格局单一的状况,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在分配结构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发生分化。这种分化,若不限制在一定范围,必将影响人们团结一致地向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奋进。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社会上多样化的思想观念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整合,就显得十分重要。 (三)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激化意识形态的竞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参与经济全球化,不仅使我国面临全球范围内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而且不可避免地迎来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严酷较量。因为当今的国际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其经济发展战略和管理同本国文化,包括意识形态特点的有机结合密切相关。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同样是综合国力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信息化是继工业化之后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新标志。社会信息化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提供了锐利的武器,使它广泛渗入我们的生活,形成短兵相接的态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面对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来求得自身阵地的巩固和发展。   ( 马克思   异化 )